徐建國(左)接受記者採訪。圖/新華社
文/記者顧天成
南極冰層、深海熱泉……隨著技術進步和生態變化,更多「生客」正闖進人類視野。2024年,大陸科學家就在標本中發現了16萬餘種新的RNA病毒。「哪裡有危險的病原,哪裡就是疾控人的戰場。」為了這份初心使命,徐建國執著追求了40餘年。
實驗室的燈光亮至深夜,顯微鏡下,微生物如星雲般匯集。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建國常常凝視著這片微觀世界,陷入沉思。
微生物,這個與人類共生的「隱形王國」,既孕育著生命奇蹟,也暗藏突發傳染病的風險。我們應該如何科學認識微生物?面對新發傳染病防控的嚴峻挑戰,我們又該何去何從?
執著追求四十餘年
一輩子與病原學打交道,徐建國深知,面對浩渺的微生物世界,需要有發現新病原的先進能力,需要不斷追求技術創新。
南極冰層、深海熱泉……隨著技術進步和生態變化,更多「生客」正闖進人類視野。二○二四年,大陸科學家在標本中發現了十六萬餘種新的RNA病毒。
「哪裡有危險的病原,哪裡就是疾控人的戰場。」為了這份初心使命,徐建國執著追求了四十餘年。
一九九九年初夏,電話鈴聲打破平靜:「徐教授,徐州有事,明天出發!」
火車上,疫情輪廓大致勾勒:一種不明原因腹瀉病已致死亡人數持續增加。由於病原無法確定,遲遲不能採取有針對性的防控措施。
當地產生各種猜測,恐慌如烏雲壓城。防疫站的疫情討論會議室裡,徐建國敏銳地注意到:「先腹瀉後腎衰竭,這是腸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的標誌性病史!」
要想更準,就不能放過任何可疑點。
在徐建國指導下,疾控隊伍從原本已被放棄的培養基中分離到病原菌,患者血清樣本也立即隨列車北上。二十四小時後,北京實驗室確認:腸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抗體陽性。
「一些同志對這個細菌不熟悉,一時難以達成共識。但為了控制疫情,必須立即確定病原體。我們的結論有科學證據。」面對疫情討論會上的觀望,他直面挑戰,果斷寫下疫情診斷報告。
三天後,防控方案緊密部署。徐建國帶領團隊持續改進檢測方法,一百多名疾控人員晝夜不停,現場採集各種標本上萬份。最終,疫情不到一個月基本得到控制。
溯源進一步揭開「謎團」:畜牧業進口的種羊攜帶病原體,傳播給豬等家畜家禽;後又經屎殼郎、蒼蠅等汙染了人群生活環境……
「若非及時干預,感染和死亡數字或將成倍上升。」徐建國回憶,「這就是和病原體賽跑的意義所在。」
激勵追求真理勇氣
然而,人類與病原體的較量,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何更精準地識別病原微生物,甚至預測疫情,從被動防禦轉為主動防禦,徐建國扎根到實驗室。
二○○四年,他首次提出建立包含八十種罕見病原菌的儲備名錄,迎接罕見病原體的挑戰。
「我們要為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做足研究儲備。」二○○三年,為了鎖定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病原體,全球科學家奮戰了四個多月,才獲得明確結論;二○二○,新冠疫情來襲,徐建國擔任疫情初步結果評估專家組組長。
在過去十年間,徐建國率領團隊發現一百五十餘種新的細菌和二十餘種新病毒,讓科研、科技更好助力傳染病防控。
「未來要警惕那些尚未現形的未知傳染病。」徐建國說,「只有搞清未知病原的宿主與傳播鏈,才能讓傳染病防控的『馬後炮』變成『先手棋』。」
走進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樓道內掛著的幾張黑白照片引人駐足。
簡陋的實驗室裡,老一輩科學家聚集在顯微鏡旁討論工作;青藏高原上,防疫人員跋涉在崎嶇山路;新細菌發現牌上,寫著中國病原學專家尋找到的全新病原體「旱獺埃希菌」……
「從馬車上的防疫隊到先進的移動P3實驗室,我時常想起我的老師和前輩們。」徐建國凝望著這些照片說,每當遇到困難時,總能從先輩事跡汲取精神力量。
那些未知微生物基因組序列飛速解碼,那些頂風冒雪高原缺氧環境的採樣,考驗著抽絲剝繭的耐心,更激勵著追求真理的勇氣。
新華社港台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