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澤民

小時候，我總是嫌媽媽煮的菜太鹹。

「這個青菜是拿鹽巴洗過的嗎？」我嘟著嘴說。

媽媽低頭喝著她那碗幾乎只剩湯底的菜尾湯，不說話。她總是抱怨自己的牙齒不好，吃不下，只把剩菜撈一撈，喝點湯。

那年冬天冷得特別固執，家裡的棉被早已洗到泛白、薄得像一張紙，買新的？那是街坊裡的夢。我和弟弟縮在床腳發抖，媽媽卻把唯一還有些厚度的那床棉被，輕輕蓋在我們身上，她自己只披著一件舊毛衣；而且還不忘將紙箱裁剪成一片一片，黏在窗縫上擋風。紙箱上還印著咧嘴的卡通熊，她一邊糊，一邊笑說：「你看，這熊會守著你們，別怕冷，牠們在偷看你們睡覺呢。」

我當時只覺得好玩又好笑，卻沒想過，那個站在寒風裡的身影，比電熱毯還熾熱。

我長大後到外地工作。每次回家，媽媽還是習慣煮一大鍋菜，還是那熟悉的鹹味。我依然皺眉，而她依然喝著只剩湯底的菜尾湯。

直到有一年，她在電話那頭說：「你爸最近牙齒不好，我都煮軟一點的菜。」

我愣了一下：「爸爸？不是你牙齒不好嗎？」

她笑著：「我牙齒好得很啦，還能咬甘蔗呢！」

那天我才意識到，原來媽媽的「吃不下」，不是真的吃不下，是要留給別人多一點。

她走的隔天，清冰箱，冷凍庫最深處有一小包寫著我名字的湯包——貼紙上的字歪歪斜斜，「給阿志，菜尾湯，少鹽」。

我坐在廚房，一邊加熱那鍋湯，一邊聽著湯底滾開的聲音。

鍋蓋跳了一下，像媽媽輕輕敲門的聲音：「阿志，飯熱囉，快來吃。」

半夜了未曾闔上眼睛，仍無睡意，原來有一種味道，只有等到最晚，才會明白它的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