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正文

隨著國民法官制度在二○二三年正式上路實行，台灣司法大變革於焉開始，這是史無前例由不具備專業背景的普通人民參與審理與判決，將過往距離日常生活經驗遙遠的司法領域，攤開在陽光下接受公共檢視，完全顛覆過往僅由法律專業者在封閉體制內運作，是全新艱難的人性考驗與挑戰，更是「合審合判」開放精神的展現，此時重新再看《12怒漢》（12 Angry Men）更有其象徵意義。

八號陪審員的正義

電影開場是一場庭審，鏡頭在法庭內外穿梭，法庭外人群來來往往，熙熙攘攘，法庭內部一片寂靜，莊嚴的庭審正在進行中，法官幽幽地對著十二名陪審員說：「漫長的審理程序已結束，這是一宗一級謀殺案。本案已經有一個人死亡，而另一個人的生死掌握在你們手上。倘若你們可以提出合理的懷疑，無法證明被告有罪，基於合理懷疑，陪審團就應作出無罪認定；如果找不出合理懷疑，你們必須基於良知，判決被告有罪，你們的決定必須一致。」導演薛尼盧梅（Sidney Lumet）用簡單的場景展示出緊湊的劇情張力，讓觀影者能身歷其境的同時推演討論案件過程，一場沉重的審判就此展開。

這是一部一九五七年上映的黑白電影，內容講述一名居住在貧民窟的少年在法庭上被控殺害了他的父親。當時的美國社會女性尚未擁有陪審員資格，因此是由十二位不同背景與職業的男性陪審員組成，他們必須以目擊者的證詞為根據，對男孩做出死刑或無罪釋放的判定。當所有人都以為，這些清晰且明確的證據能讓他們擁有一致決定時，八號陪審員投出了無罪釋放一票（堅持的並不是他無罪，而是他「有可能」無罪），讓十一位原本對這宗案件不以為然，只想盡快完成裁決的陪審員不得不重新思考檢視。

影片隨著陪審團休息室牆上的那架失靈黑色電扇，導演告訴觀眾們：這是炎熱的一天、沒有空調，電扇也配合故障，這些陪審員個個火冒三丈的待在「桑拿房」中，討論一件他們根本不在乎的事。這群集體自滿的人群凸顯出八號陪審員的正義感與道德勇氣，他以謙卑穩重的口氣，婉轉請求：「我們討論的是一條人命，我們不能五分鐘就做出裁決。有想過我們錯了嗎？」他感性的利用弱勢態度提醒大家不應該這麼簡單就決定一個人的生死，似乎應該能再多討論一點，案情不是只有正反，還有灰色地帶。這傑出的示弱，爭取到一些在立場上跟他一樣是重視人命的陪審員支持，踏出了逆轉的第一步。

帶來新衝擊與思考

導演細膩的向觀眾們展示了角色的變動與人性中陰暗面和矛盾處，隨著陪審員鮮明又不同背景的性格相互作用關係，推動了情節的發展，並鋪陳出觀點的轉移。在影片接近尾聲時，八號陪審員說出這麼一段話：「面對這種事情要把個人偏見拋棄掉真的非常難，不論到哪裡，偏見總是遮蓋了真相，我真的不知道真相是什麼，我想也沒有人知道。我們現在覺得被告是無辜的，但我們只是在賭一個可能性，我們也許錯了，我們也許會放走一個殺人犯……我不知道，沒有人真的能知道真相，但我們有個合理的懷疑，那是在我們司法制度中非常珍貴的一環，除非十分確定，否則陪審團無法判斷被告有罪。」

編劇雷吉諾德羅斯（Reginald Rose）不僅精準地將看似毫無問題的證據攤開在你我眼前，更隨著劇情撥開了一個又一個理所當然的偏見與盲點。電影揭示了正義與公正、集體思惟與個人責任、種族歧視與偏見、理性思考與情感認知、沉默的力量與言論自由等主題。在緊湊的節奏、壓抑的天氣和房間、讓人喘不過氣的暴躁氣氛、激烈的內心轉折對話中，為觀影者帶來內心新的衝擊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