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一平

我每次到台灣大學開會，都會經過行政大樓廣場前紀念校長傅斯年（1896－1950；圖一） 的「傅鐘」。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的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這句話被刻在傅鐘上。

傅鐘紀念著傅斯年的二十一小時說法，早年下課時會敲傅鐘，照理應敲擊二十一下，但敲鐘工友往往敲擊二十二下，有時又會忘記數數，導致敲擊次數不準確。

我父親（圖二）於 1950 年代就讀台灣大學，因此告訴我不少傅斯年的軼聞。傅校長沒有架子，下課回家後常與司機下棋，平常也很照顧學生。1950年11月20日上午，傅校長於台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在爭取流亡學生生活費用時過度激動，腦溢血逝世於議場。省議會副議長李萬居以台語口音公布「傅斯年先生棄世」，被台大學生聽成「傅斯年先生氣死」，引發小規模學潮。父親也與同學到台灣省議會舉牌抗議，其後父親為傅斯年寫追悼文，感念他對台大的貢獻，當時還曾保存於台大。

父親也曾提到一些1950 年代的台大教授。他說當年台大一二年級的課程都由名教授擔任：

政治學是由政治系主任薩孟武教授（1897－1984）擔任。他講課很幽默，笑聲不斷，教室人山人海，坐位排到教室外走廊，甚至校外人士如石覺將軍也來旁聽。

二年級物權及債權課程由劉鴻漸教授擔任，他教學嚴格，考試分數最高七十幾分，不越過八十分。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都考試不及格，要重修。

法學緒論及民法由法律系主任梅仲協（1900－1971）擔任，沒課本也沒有講義，都要速記。他上下課準時，下課鐘一打就走人。父親上法學緒論課時，非常認真地做筆記（圖三）。

梅仲協是一位著名的民法學家，認為法律系培養法官和法學家，僅懂英文是不夠的，必須學習德文和日文。因此父親除精通日語外，也通英文及德文。

父親的畢業論文參考很多日文書籍及日文的法律期刊，當中有刊載戴炎輝教授（1908－1992）的文章。戴教授光復後任職台大法學院，後來擔任司法院長。當年他居住的日式宿舍仍由台大保存，為直轄市定古蹟。

我父親也曾經上過殷海光教授（1919－1969）的課。殷教授平易近人，常常和學生們一起坐在草坪上討論問題，毫無架子。他也擔任《自由中國》的主要編輯，該雜誌由胡適、雷震、傅斯年等人創辦。殷海光的思想影響不少我父親那年代的台大學生。

父親1954年畢業，同年考上司法官。當時司法官考試的錄取名額是按照全國省分比例分配，台籍考生的錄取名額只有一、二人。那年司法官考試共錄取三十六人，台籍包括我父親共錄取二名。當時台大的外省籍學生居多，但法律系的台籍學生卻高達六、七成，因此台籍競爭司法官的名額更為激烈。通過司法官考試，讓父親的大學生涯畫上完美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