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杜哲宇、陳斌、劉金海　


王嬌   書寫石窟紀錄

敦煌是個小城，開車從市中心出發，十分鐘就出了城。道路兩邊整齊的行道樹，儘管已是旺季，但遊客並不多，車也少，出城的路上，幾輛載有乘客的大巴格外顯眼。這是前往敦煌研究院的通勤車，研究院緊挨著莫高窟，距離市區二十五公里。

空中鳥瞰，沙丘，戈壁，遠處的三危山蒼涼靜默。一條狹長蜿蜒的綠洲，古老的石窟隱隱若現。

王嬌是敦煌人，二○一四年從廣東中山大學考古學專業研究生畢業，二○一五年進入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過去七年，從事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編寫工作。簡單說，就是給莫高窟「修史」。

王嬌還記得，高考填報志願，沒什麼想法，剛好在電視上看到樊錦詩院長的採訪，字幕打出來，樊院長學的是考古學專業，父親在一旁試探著問，要不你也學考古？二人一拍即合。

但喜歡並不意味著輕鬆。

二十世紀以來，「敦煌學」研究成果豐碩，各種相關出版物層出不窮，但一直缺少一部權威、翔實、成體系的科學檔案資料。

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編寫，旨在填補這一空白，滿足國內外學者和學術機構對敦煌石窟資料的需求，推動石窟文化遺產研究，促進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保護、研究和弘揚。

王嬌在莫高窟第二五九窟做洞窟紀錄。圖／新華社

一部大部頭作品，背後的辛苦可想而知。王嬌作為考古報告工作團隊一員，參與編寫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二五六～二五九窟考古報告》，總計三十餘萬字，已歷時十餘年。

而根據《敦煌石窟全集》編輯出版計畫，這樣的考古報告要做一百卷。

「一個遺跡現象，要反覆去洞窟觀察覈實，比如對遊客來說是千篇一律的千佛，我們要一個一個去觀察，每個細節都可能蘊含著重要的歷史信息。」

從洞窟回來，緊接著就是大量的案頭工作。考古報告是一項需要多部門、多學科合作的團隊工作，翔實的文字紀錄、嚴謹的測繪圖、全面的攝影圖版、科學的分析報告缺一不可。

有一次，王嬌在做洞窟紀錄時發現，莫高窟第二五九窟兩壁上部的闕形龕裡都有孔洞，為了搞明白這些孔洞的作用，王嬌從保衛處借來鑰匙，把莫高窟有闕形龕的十來個洞窟挨個看了個遍，回辦公室後立刻調取查閱相關文獻資料，連著熬了四個晚上，經過仔細對比和梳理，分析出莫高窟第二五九窟闕形龕的製作流程。

「和樊院長討論後，補充進了考古報告。」王嬌說，「特別高興，疲憊感一下就沒了。」

王嬌的辦公桌上，有本二○一一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二六六～二七五窟考古報告》，兩分冊八開七百八十頁，密密麻麻做滿了筆記。「出版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是老一輩考古人的殷切期盼，也經歷了老一輩莫高窟人的多次嘗試和實踐，如今終於實現，我們不僅感到自豪，更為能參與其中而榮幸。」

「我一直記得樊院長說的，擇一事，終一生。」王嬌說，「考古報告就是我一生的事業。」

考古報告是一項需要多部門、多學科合作的團隊工作。圖／新華社

楊金禮   面壁要有功力

一九八七年出生的楊金禮，十九歲就來到莫高窟，剛來那幾年，師父從不讓他碰壁畫。「每天就是和泥、剪麥草、打雜，幹了整整兩年。」楊金禮覺得無聊，堅持不下去，但看到別人修復完成的壁畫又心癢癢，「天天想，啥時候才能輪到我」。

兩年過去，師父把楊金禮叫到身邊，決定帶他一起修復，「對待壁畫一定要認真，要像對待自己孩子一樣。」十幾年之後，楊金禮依然牢牢記得這句話。

獨立上手後，楊金禮開始體會到師父的良苦用心。「做這一行，真得磨性子，心要沉得下，屁股要坐得住。」楊金禮說，莫高窟的壁畫修復每年從三月開始，一直到十月，一個中等大小的石窟，一個修復團隊需要兩三年才能完成修復。

窟內陰冷，陽光照不進來，面對一面牆壁，一坐就是一天，「很多老同事都有關節炎」。壁畫本不易保存，歷經千年更加脆弱，一個失誤就有可能對壁畫造成不可逆的傷害。「精神要集中，只想兩件事，手上的工具和眼前的壁畫。」楊金禮說。

一面牆壁，一個工具箱，兩層置物架上，大大小小幾十件工具一字鋪開。「現在條件好多了，以前很多工具都得自己做，想用木刀，得自己去找木頭，自己磨刀。」楊金禮說，「腳手架沒有鋼做的，都是木頭，爬上去搖搖晃晃，腿抖。」

莫高窟的保護修復經驗，填補了大陸相關研究領域的空白，也被運用於眾多石窟寺的保護修復工作。這些年，楊金禮和同事們一起，參與了西藏布達拉宮、日喀則夏魯寺、山西雲岡石窟等一系列寺院石窟的修復工作。

如今，莫高窟已由「搶救性保護」向「預防性保護」發展，建立了大陸文物保護領域首個國家工程技術中心，保護更講求精準，也更注重背後機理的探尋。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如果沒有前輩們吃的苦，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環境。」楊金禮感歎。

愈來愈多的年輕人也加入了修復師的團隊，「有學美術的、學化學的，專業不同，對壁畫修復的關注點就不同。」看著他們，楊金禮總能想到自己剛來莫高窟時的樣子，他會提醒自己，「要做好承前啟後的工作，幫助年輕人盡快上手，也不辜負老一輩的辛苦。」

楊金禮和同事們一起，參與了西藏布達拉宮、日喀則夏魯寺、山西雲岡石窟等一系列寺院石窟的修復工作。圖／新華社


劉小同   臨摹心無雜念

劉小同來到莫高窟，成為一名臨摹師，用他的話說，「合適」。

二○一四年從天津美術學院畢業後，劉小同也糾結過職業選擇。高三就到北京學美術，平時在學校，假期在宋莊。「大城市的藝術圈，新生事物多，視覺衝擊力大，對年輕人吸引力自然大。」

那裡有更廣的圈子，更多的展覽和畫室，更好的工作機會……「列優點確實能列不少。」

但劉小同有自己的思考，「快節奏雖然衝擊力強，但沉澱不下來，容易浮躁，尤其對年輕人。」很長一段時間，劉小同感到自己靜不下心，也做不出想要的創作。

左思右想，不破不立。

二○一四年底，劉小同背上畫板和行囊，買了張北京到敦煌的硬座車票，坐了二十幾個小時，來到了莫高窟。

「靜」是劉小同對莫高窟的第一印象，和之前的「躁」形成了鮮明對比。戈壁灘上的時間好像慢了下來，這樣的節奏，除了畫畫，「心無雜念」。

作為壁畫保存保護的重要手段，臨摹分為客觀臨摹、整理臨摹、復原臨摹。即使在數字化技術不斷更新的今天，臨摹依然具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劉小同和同事們一起，致力完成莫高窟第一七二窟的整窟復原臨摹。圖／新華社

「每一個洞窟，每一幅壁畫都不一樣，大到風格構圖，小到彈線暈染，都不盡相同。」劉小同說，數位化技術只能作為輔助手段，尤其對於一些有損毀的壁畫，想要恢復，只能靠臨摹師長年累月的經驗積累。

劉小同一直記得老院長段文杰的一句話，「沒有十年，進不了莫高窟的世界。」但這句話沒有嚇到他，反而對上了他的胃口。順利入職研究院後，畫室變成了家，安個折疊床，置辦個冰箱，了卻後顧之憂，一頭栽進了莫高窟的世界。

二○一七年，他前往去義大利參展，碰上了許久不見的老同學，聊了很多，朋友說，他開口閉口全是莫高窟，想問他點別的問題，他也總能拐回到莫高窟。劉小同突然發現，「自己不再是學校裡那個只關心自己內心感受的學生了」。

「莫高窟讓我變得成熟，也變得自信。」劉小同說，「這種自信讓內心強大，更堅定自己做的事。」

走進古人的世界，揣摩古人的用意，真實完整地恢復壁畫原貌，是一代代莫高窟美術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標。如今劉小同正和同事們一起，致力完成莫高窟第一七二窟的整窟復原臨摹，這項工作從二○一七年開始，預計到二○二三年結束。


新華社港台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