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警方抓到一名慣竊，專挑高檔住宅的富戶下手，闖空門偷竊如遇女外傭在家，還持刀脅迫性侵。二十二年來他從北到南多次犯案，警方三次通緝，直到日前動員數十名警員才圍捕到案。這名竊嫌已六十歲，仍能翻牆爬樹跑給警察追；警方判斷他徒手攀屋外水管、鐵窗入室行竊，竟未留指紋等痕跡，像極了小說電影裡的蜘蛛盜。

但媒體圈論案，認為這麼多年他能遊走法網外，不在於身手矯健，或露宿橋下居無定所，使警方難覓蹤跡；而是谷歌、臉書等跨域網路巨獸捲走廣告利潤，嚴重削弱了媒體為產製社會訊息而部署採訪網的能量，間接崩壞了社會治安防線。

此論邏輯是谷歌、臉書並無記者、編輯實地產製資訊，卻藉平台獨霸力量，未經對等協商即挪移他者產品為一己謀利之器，襲奪大分額廣告，破壞傳媒原有商業機制，嚴重壓縮原生新聞媒體守望地平線、反映民瘼、監督公部門等功能。

一九七○年代，各報社部署在各縣市採訪網人力是現有兩倍以上；隨著地方新聞換版增張，已做到每一警分局都有專責主線記者採訪。各報競爭下，記者力求獨家無漏，類似蜘蛛盜闖空門又性侵等刑案，必於案發之初即赴現場採訪報導；警方後續偵察直到破案，都成報導素材。

媒體為閱聽人守望環境安危，一可警示民眾防竊，向警方提供線索；二可督促警方發揚責任感、榮譽感，為維護治安能不畏辛勞，不懈努力。但現存媒體在原商業模式破毀後，不得已收縮戰線，撤地方人力與駐外據點。今之地方記者須採訪三至五個警分局或更廣轄區的所有新聞，力竭之餘只好跑有通告的會場，接受官方影音和罐頭新聞粉飾太平；敢鼓勇單幹者可能被官方列入「不回應」戶，甚至利用各單位所建新聞群組潛規則，統一節奏。

數位巨獸不只影響治安防線，專家早就撰文分析若新聞崩壞，何以挽民主於沉淪。今之縣市政府年度預算從百億元起跳，上千億元不等，但僅數十人參與彙編審查，最後更只有數名寡頭者有權拍板；記者很少採訪審查預算議程，有線電視樂於轉播質詢，卻拍不到檯面下盤整預算的鏡頭。

年底有地方公職選舉，法務部勉各地檢署查察賄選，還說辦案就是最好的防賄選宣導。但記者知道，媒體採訪網已難照亮查賄的陰暗面；參與選舉者會感嘆查賄的政黨標記，為什麼總是原住民候選人被緊盯調查？為什麼靠勢候選人就敢？為什麼有警察隨扈的候選人總擔心拜訪行蹤被洩露給當朝對手。

本土、原生媒體採訪網人力不足的破洞，方便官僚控管輿論，卻不利庶民下情上達。今之行政當局處理不利於己的報導，首務問責業管單位未與媒體溝通，藉資訊供需關係影響記者作業。民主表象有政權、治權相互制衡，現實則趨近兩權合謀朋黨分利。市場上印刷、數位媒體雖多，但有的以服通告主為務，有的複製貼上；仍堅守我到、我見、我報導者幾稀。  

歐盟、澳洲、加拿大等國家已立法，要求美國數位平台須使用者付費；瑞士通過公投，要求跨國影音串流平台業者，須提供一定營收投資瑞士的影音產業。科技進步，台灣法制並未跟上，現在必須向美國數位巨獸要求使用者付合理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