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儒家倫理是否為促成華商發展的主要動力，這是學界長期感興趣的問題。

由於一九八○年代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的傑出經濟表現，引起學者探討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普遍認為家族主義、敬重權威、群體取向、重視教育、勤奮努力等因素，是這些國家或地區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因此稱為「文化論派」或「後儒家假說」。

英國高偉定的《華人資本主義精神》是學界在華商研究的開創性作品，也是這個研究脈絡的產物。作者受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探討華人的資本主義精神，並在本書表明他的觀點：海外華人在經濟上的價值觀，源於自身的文化傳統。

對韋伯來說，在中國或其他文明地區的歷史上，追求財富，甚至追求長久經營的商人是普遍現象，但只有近代西方出現精確計算的技術能力、相對完整的法律與商業制度以確保資本主義的運作，韋伯認為其關鍵是近代西方獨有的理性主義，而其思想文化的源頭，則是入世禁欲的新教倫理。

作為西方學者的高偉定，延續韋伯的西方式思考，形成了本書的兩大特色：首先，專注於資本主義精神的共通性與相似性，使得作者把海外華人視為信仰體系內部一致的整體，甚至當作傳統中國社會的一種海外版本。

即使略為討論香港、台灣與東南亞地區的複雜環境，但是缺乏探討各地華人的在地化過程，由於樣本過少，難以解釋各地華人的異質性。

其次，作者關注華人在經濟上的價值觀與內心世界，卻未能注意華人從事商業活動的外在條件與環境，這也是文化論派受到批評之處。文化論派受韋伯啟發，卻缺乏這種歷史多因論的解釋，因此對一九八○年代高度經濟成長的日本與亞洲四小龍，提出儒家倫理促進經濟發展的解釋。然而這個解釋過於簡化，使得這一派學者面臨挑戰。

現在愈來愈多學者認為，需要考慮在特定時空下的附帶條件與外部環境，例如本書沒有討論華商在當地經濟發展過程的結構性位置，事實上，西方列強在殖民時期是東南亞區域經濟的主宰者，華商居於從屬地位。然而此時的出口經濟，使得華商成為殖民者與土著族群之間的中間人，這對東南亞國家獨立以後，華商在本國經濟發展的角色，有其深遠影響。如今學界不再認為儒家倫理是促成華商發展的主要動力，還需要諸多外在因素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