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地區有十七名青少年連續搶奪二十一家超商，高雄地方法院依「一罪一罰」新制，將其中七名成年犯共判三百零三年。表面上來看，這樣的刑度或許有些誇張，但進一步思考，在治安愈來愈差的社會，以較高的刑度遏阻犯罪，尤其是以「一罪一罰」提高犯罪成本，降低犯罪者或有意犯罪者的僥倖之心，看來是有必要的。

不過，還是有幾個問題必須討論。以現行法律來看，即便採取「一罪一罰」提高連續犯的犯罪成本，但也規定同一罪行刑度最高執行時間不得超過三十年，也就是說，對蓄意計畫進行連續性犯罪者來說，透過減刑與假釋等可將「一罪一罰」的犯罪成本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找到一個法律後門，況且對肆無忌憚、怙惡不悛的匪徒而言，再高的犯罪成本只是空談，仍無法發揮壓制犯罪意圖的立法用意。

此外，囚刑監禁無非只是最後的制裁方式，如不能防患未然，即便刑度大幅提高也只是治標，例如十七名青少年連搶二十一家超商，究竟對法律的無知，或是由於缺乏家庭、學校關懷而犯案，還是必須依其犯罪本意與原因懲處，以免反關出更多江洋大盜，使「治亂世」的重典反而愈治愈亂。因此，「一罪一罰」固然有正面意義，但仍須酌理調整。

最重要的是，若是政府施政不當，導致就業機會降低，人民無法安居樂業，那麼人民在走投無路下，「吃牢飯比找頭路輕鬆」恐怕會成社會常態，「一罪一罰」制度徒將法不足以自行，為政者豈能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