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蕭海川

今年上半年，茅盾文學獎得主張煒先後出版兩冊新書。一本是他目前唯一的長篇非虛構作品《我的原野盛宴》，一本是他延續自身詩學研究的《斑斕志》。兩本書的付梓，在中國大陸的出版業受到關注。

事實上，張煒成名已久。一九八○年代以一部長篇小說《古船》讓他蜚聲文壇，是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界的常青樹。他的寫作大河奔流至今，已沉澱超過一千萬字的作品。多年來，這條大河的脈絡不斷延展交錯，有的各自流淌揮手作別，有的逾越阻擋擁抱新知。

《古船》以來，他的小說作品蔚為大觀。既有稀見的鴻篇巨製《你在高原》，也有為青少年而作的《尋找魚王》，還有《九月寓言》、《刺蝟歌》、《獨藥師》等作品種種。這些作品或是現實主義小說，或是餘味悠遠的寓言小品，有的被譽為巔峰之作、有的為他贏得文學大獎，但都一再標定著作者在現當代文學史的位置。

《我的原野盛宴》則是他在小說之河上，豎起了獨具風格的船帆。一部小說，描繪了三百六十多種動植物，堪稱一部膠東半島動植物志。在三十五個故事段落中，他寫下了一個人的成長史和心靈史，完成了「記錄一個時代、復活一段歲月」的工作。有評論家說，從這裡可以感受到《詩經》和《山海經》的悠遠氣息。

在字裡行間，他埋下了閃爍著思索之光的「玉石」。譬如「我一遍遍想著外祖母的話：『茅屋這兒是我和你爸爸媽媽找到的，人這一輩子啊，都會找到自己的地方，你也一樣，你找到的應該更好。』」質樸之中，別有一番意味。

還原了蘇東坡先生

小說之外，張煒的詩學評論也是一條浪濤拍岸的幹流。他的詩學專著，關注著中國古代文學的源頭——《詩經》、《楚辭》，也關注著千百年來士大夫引以為標榜——陶淵明，盛唐詩歌「雙子星」李白、杜甫也在他的視野之中。

以今日作家眼光關照昨日聖人文章，總會有比文學批評家不同的感受與收穫。從超過十萬字講義、三十多小時講座錄音、二十多萬字初稿中析出的《斑斕志》，便是最新的代表。

斑斕，是指色彩錯雜燦爛的模樣。蘇軾的「斑斕」來自人生的多元，其中既有「三蘇」中的蘇軾，也有新舊黨爭中的蘇軾；既揮灑著「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睥睨豪邁，也徘徊在「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黯然神傷。璀璨的文化，常回溯至歷史的褶皺處；個人的才華，常迸發自人生的起落時。

對蘇軾人生的多元與才華的斑斕，張煒有自己的體會與認識，最終形成「苦思別悟，不落套語解東坡」的《斑斕志》。全書用七講近一百三十題的篇幅，還原了一位作家眼中的東坡先生。

「後來人……甚至對他那些嘔心瀝血的策論和奏議，也都選擇了忽視和緘默。這也許表現了當代人不重理路，只求娛樂的特徵」、「知識之教導，真理之指引，會從根上催發人的勇氣。如果文明的培育不能給人以勇邁，那就只好求助於蒙昧和野蠻了」諸如此類糅合貫通古今、遍覽人生的機警語，總會帶來文字背後的驚喜。

寫作衝動業餘中形成

日前，新華社記者與張煒以書面形式進行交流，闡釋了對新作的期許與未來的打算。

記者：從成名作《古船》到新作《我的原野盛宴》，鄉土情結與成長閱歷為您的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在汲取與依賴之間，您如何走出寫作的舒適區？

張煒：持續寫作的難點在於不斷地生長，要打破自己長期工作中形成的某些慣性。好的作家，一生往往只寫自己那塊「郵票大的地方」，這就是極有難度的事業了。但要迎難而上，不能講套話，要寫出時代和生命進程中不斷滋生的新元素，這就是生長。沒有生長，沒有新陳代謝，一個文學生命實際上也就完結了。

記者：山與海、自然與人、人與自身、求索與成長，您如何看待這些在作品中不斷出現的元素？

張煒：這些主題類型都是大致的，古今中外許多作家和作品都在寫。但是優秀的作家要寫出自己，寫出個人，這就與所有人都不會重複了。所有重複的意象、故事、氣息，都是多餘的，沒有價值的，將來都是要被剔掉的。

記者：除了作家外，您還有一些社會職務。您如何處理事務性工作與文學作品創作在時間、精力分配上的衝突？

張煒：我認為一個作家要保持好的工作狀態，最好多承擔一些實務、一些社會任務。專門關起門來寫作不是好現象，也不太自然。寫作的衝動要在業餘中形成，沒有衝動硬寫，就會很累，就會寫糟。我平時多做社會調查，還做了很多教學工作、研究工作，只拿出一小部分時間用來寫作，那是有創作衝動的時候。

記者：今年新冠病毒疫情，會對您今後創作帶來影響或調整嗎？

張煒：疫情期間難免焦慮，也是思考和投入心力的一個階段。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一個經歷，都要接受和面對。有些問題會認識得更深一些。這樣的經歷不能假設。這個艱難的過程會強力地推進寫作，其結果也許會在以後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