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謝櫻

麓山腳下，一座庭院矗立千年。宋、元、明、清數代，這裡相沿辦學，弦歌不絕。教育家和文學哲學大師張栻、朱熹、王陽明在此講學；經學大師王文清、王先謙在此從事教育及文化學術活動；近代名人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常在此就讀……卓絕的歷史背後，是無數讀書人千年相繼的文化追求。

在悠久廣袤的時空中，岳麓書院把庭院建設、教育辦學、學術交流、文化研究及人格陶冶巧妙融合，形成了獨特的文化體系，倡導包容兼聽、求同存異的學術自由之風更是對中國大陸的文化發展有著深遠影響。

書院辦學優於官學

湘江西岸，清溪翠林之間，隱見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沐瀟湘之雨露，浴岳麓之靈氣，這座千秋以來賢者雲集、不斷迸發思想火花的著名學府，歷盡滄桑而不衰落。「千百年楚材導源於此」，岳麓書院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學士。

岳麓書院的辦學是從唐末五代開始的，早期由僧人經營。西元九七六年，潭州太守朱洞創建岳麓書院後，管理權交給儒者。此後，長達千年，岳麓書院一直是儒家教育的聖地和文化學術的中心，也是中國文化史上規模最大、延續狀態最好、最有名望的書院。關於中國大陸「四大書院」有多種說法，但不管哪一種都少不了湖南岳麓書院。

西元一○一五年，宋真宗將這座山間庭院的負責人周式請到汴京，賜給他書籍馬匹，書「岳麓書院」四字相贈。相傳宋真宗曾親自聽周式講學，並許以功名利祿，留他在京都做官，但遭到他的拒絕。自此以後，周式的道德品行成了歷代負責人效法的榜樣，而岳麓書院也就成了讀書人的文化人格和學術人格的冶煉場。

宋真宗所賜的「岳麓書院」四個大字，一直高懸在大門上。宋真宗之後，宋理宗、明世宗、清康熙、雍正、乾隆相繼賜書、賜匾，歷朝歷代的地方官員、鄉紳顯貴紛紛置田修捨，捐物捐錢，使教者得以安心教書，學者得以安心就學。

文人雅士心之所向

岳麓書院的昌盛來源於它合理的管理體制和教學體制。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山長的道德、學識、社會名望都是出類拔萃的。

書院有自己的田產，通過將土地租賃給農民，形成獨立的經濟體系。老師有優厚的年薪，學生有可觀的助學金，居住環境都是一流的。學生以自學為主，每隔十天半月，山長親自授課。有嚴格的辦學規章，每月都要進行考試，獎優罰劣。

對內嚴格管理，對外開門辦學。岳麓書院常年接待訪問學者，容許外來人員旁聽，安排食宿。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岳麓書院一直保持著較高的教學質量，其地位遠在官學之上。

北宋時期王安石曾在地方推行「三捨法」，將學校分為三級，岳麓書院是潭州地區最高一級學府。

岳麓書院現存建築大部分是明清時期修建，其主體建築分為講學、藏書、供祀三大部分，每一部分獨立成一個完整的院落。大院落又分若干個小院落，相互交錯，連環往復。三大主體建築的周圍，兼有許多配套的園林建築。書院現存古建築有御書樓、文昌樓、半學齋、十彝器堂、濂溪祠、湘水校經堂、自卑亭等，都有讓人緬懷的輝煌歷史。

這座千年庭院的一草一樹、一亭一台，都成為文人雅士的「心之所向」；他們在此留下的歷史典故，讓讀書人心馳神往，由此創作的風雅詩詞更是數不勝數。杜牧〈山行〉詩「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讓岳麓山腰青楓峽谷中的愛晚亭美景流傳於世；明代蔡汝楠作「朱張院啟松陰靜，屈賈台連岸月秋」，將書院的人文和景色交織融合。

開啟書院自由學風

會講 獨特教學形式

千年以來，岳麓書院的教師集中了大批傑出的教育家，其中不乏朱熹、張栻、王陽明這種頂尖高手。文化學術活動一直是岳麓書院辦學的主流。朱熹、張栻所建立的教學與學術會講體系，更是確定了這座庭院的文化學術傳播方式。

湖湘弟子遠道而來

「會講」，是不同學派或持不同見解的學者就一些學術問題展開的學術討論。就現有史料看，南宋書院史上最早的「會講」，當屬朱熹、張栻岳麓之會。

朱熹（公元一一三○至一二○○年），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人，南宋著名理學家。和張栻一樣，屬二程的四傳弟子。朱、張的學術思想皆淵源於二程之學，二人都以自得二程真傳自詡，故在許多學術思想上十分接近。但是，他們的學術見解仍有很大區別，這一方面是由於二程之間本來就有一些區別，而朱熹受小程影響較多，張栻受大程影響較多。另一方面，他們具體的學術師承不同，加之個人經歷、生活環境不同，因而在不少學術問題上意見不一。

乾道初年（一一六五年），他們正在思考如何建立理學思想體系，由於他們在一些學術觀點上的不同，故而均感到有「會講」的必要。

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年），朱熹決定前往湖南，和岳麓的張栻「會見講論」，切磋學術。當時，「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或許勸阻理由還包括一些學術上的宗派偏見。但朱熹意志很堅定，決意往行。是年八月，朱熹從福建崇安啟行，由學生范伯崇、林擇之隨行，九月初八抵達長沙，受到張栻的熱情接待。

朱熹此次在長沙待了兩個多月時間。朱張二人討論學術問題，場面十分熱烈。據侍行的學生范伯崇所說：「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但他們在討論中並不意氣用事，學術上的論敵關係並沒有損害他們的友誼。他們認真、坦率地進行學術交流，為南宋書院會講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典範。

朱熹還在張栻主持的岳麓、城南兩書院講學，湖湘弟子遠道來聽課者甚多，盛況空前。據說，當時岳麓書院門前車水馬龍，「學徒千餘，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此雖屬後人的誇張之說，但朱張會講影響很大當為事實。朱熹的講學，開了不同學派在岳麓書院自由講學之風。

朱熹和張栻還互相唱和聯詠。多篇詩歌透露了他們會講時共同的心情和願望：對天地宇宙的哲學思考，對歷史現實的憂患困擾。正是這種思考和憂患，使得他們在岳麓山下、湘江之畔，對理學那些抽象而又現實的範疇、命題、思想展開激烈的爭辯……

可惜的是，朱熹、張栻岳麓會講的內容，當時沒有留下具體記載。王懋竑作《朱子年譜》稱其已不可考。但是，詳細考查他們當時及以後的一些言論可知，他們討論了包括中和說、太極說、知行說、仁說、察識持養說等問題，廣泛涉及理學思想及教育思想的許多重要問題。

朱張會講提升地位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院長、教授肖永明認為，「會講」是書院獨具的一種教學形式。隨著書院的發展、完善，會講很快成為書院所特有的一種學術活動和教育活動形式，在學術史上、教育史上均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對書院的蓬勃發展也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朱張所開創的「會講」形式，成為不同學派交流對話、求同存異的典範，對於南宋學術的繁榮、理學的發展和傳播產生了巨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到明代，「會講」又進一步發展成為「講會」形式，對陽明心學的發展傳播推動很大。很多學者立書院、聯講會，參加人數動輒上千，促進了學術的平民化。自宋代以後，尤其是明代，出現了明顯的「學術下移」趨勢，這與會講、講會形式的盛行有著很大關係。

此次會講使得岳麓書院聲名大振。此後，湖南各地及周邊省分都有大批士子前來岳麓，求學問道、研經窮理，甚至有的士人「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元代理學家吳澄在《重建岳麓書院記》中感歎「自此之後，岳麓之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可以說，「朱張會講」提升了岳麓書院的學術地位，擴大了湖湘學派影響，使岳麓書院成為名聞遐邇的理學傳習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