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慧莉

二十一世紀，社會不公、人心浮動，種族、階級對立情況嚴重，稍有風吹草動，就引爆社會動盪的燃點。美國文化評論家布魯克斯，根據多年的社會觀察和個人經歷，針對時下問題，提出具體改善的方法，從日前再度引發種族對立的「佛洛伊德事件」到當今人心孤寂、空洞的普世現象……

時事評論
縫合種族差距

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1961-），是出生於加拿大的美國政治和文化評論家，著有多本暢銷書。

他曾擔任《華盛頓時報》的電影評論家、《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每周標準》的資深編輯、《新聞周刊》和《大西洋月刊》的特約編輯，以及NPR和PBS NewsHour的評論員等；目前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

不只是警察殘暴

近來，反對種族歧視的浪潮再度襲捲美國、甚至全球，導火線是非裔美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於上個月二十五日疑似用二十美元偽鈔購物，結果遭白人員警執法過當，用膝蓋強壓脖頸近九分鐘後致死，以「黑人的命也是命」為訴求的「反種族歧視」抗議浪潮於是在全美鋪天蓋地而來，怒火下，許多城市發生暴動，甚至實施宵禁。

對此，布魯克斯寫了一篇名為「如何正確彌補缺失：該是解決種族差距問題的時候了」的社論，表達他的觀察和看法。

他認為，當人們為「佛洛伊德事件」上街抗議警察殘暴不仁時，其實並不只是表面所見，而是人們受夠了黑人與白人貧富差距懸殊的歷史共業，此共業也造成健康狀況相對不佳的黑人在這波要命的疫情下，更易遭感染。換句話說，佛洛伊德之死只是導火線。

「種族差距本身並不會點燃全民抗議的怒火，因為它不是一個事件，它是美國人生活中的日常。」布魯克斯在文中表示，「許多地方可能才隔幾個街區，景觀就大異其趣。如果這次只是重整警力，就失焦了。」

解決在雙效合一

布魯克斯在社論中直指解決黑白種族間日益嚴重的歧異問題才是根本之道，這方面要從補償和整合社區做起。

「補償包括了政府要為幾個世紀以來的奴隸制和種族差別待遇給予一個正式的道歉，並給予處於弱勢的黑人社區金錢賠償，改善社區整體生活，而非寄支票給黑奴的後代子孫。」

他並舉遭殺害的佛洛伊德所居住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為例。那裡有房子的黑人是白人的三分之一，一般黑人家庭的薪資所得不到白人家庭的一半。因此，如想真正做出改變，應提振和整合整個社區。

改善社區的主力

至於由誰來做提振的工作呢？布魯克斯主張由社區居民自己來，而非外包給社區外的基金會，因為這些局外人並不清楚社區居民的真正需求，而各社區都有一些非營利組織為居民謀福址。他曾採訪過一些當地的這類組織，有些以各種方式協助當地的孩子和遊民，如組織「Sisters of Watts」；有些則幫忙培育地方年輕人。布魯克斯認為，他們才是提振和改善社區的主力，給他們所需的資源，包括金錢和支持，他們就會知道該怎麼做。

該社論結尾，布魯克斯提出了個人期許：人們不妨利用此動盪時刻開啟歷史新頁，思索如何建構一個不同族群和睦共處的活力社區，所有成長其中的孩子都能在人行道上快樂的玩耍，而不再有膝蓋壓在脖子上的恐怖情事發生。

文化省思
填補心靈空虛

不過，比起種族問題，布魯克斯發現當今社會有個更大的隱憂，讓多數人變得鬱鬱寡歡，這個隱憂即是主流的文化價值觀。事實上，他個人也曾深受其害，並因此經歷了一場蛻變之旅。

識破文化三謊言

二○一三年，布魯克斯歷經離婚和空巢的窘境。當時，他常一人待在公寓裡，備感孤獨，他發現自己的孤獨感並非來自空無他人的公寓，而是內心深處感到空虛匱乏。幾經思索，他慢慢明白自己深陷在文明社會所編織的三個謊言裡。

謊言一：職場成功能讓人滿足

布魯克斯在職場上有一些小成就，但除了免去當「魯蛇」的羞愧感，他並沒有很積極正面的感受。

謊言二：每個人可以自給自足

我們所處的文化，常將快樂建構在某些條件之上，比方說，如果我再贏得某場勝利、再瘦個十五磅、再多做一些瑜伽……我就會快樂。布魯克斯認為這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謊言，「任何行將就木之人卻會跟你說，真正的快樂藏在與人的深刻關係裡，而非自給自足。」

謊言三：精英式的自我優越感

社會崇尚精英制，所傳遞的訊息是你就是自己所成就的一切，於是你有這樣的迷思，以為依附某些名牌就贏得尊嚴；以為只要符合某些條件，你就值得被愛；以為自己是一組不斷放大的技能，而非一個需要淨化的靈魂。布魯克斯認為，精英制之惡在於有人比別人多一些成就時就自覺比別人有價值，而他自忖犯了「省略」的罪──很少伸出友誼之手，卻老是逃避和避免衝突。

墮入疏離危機裡

布魯克斯發現自己在職場生涯中與多數人一樣，深陷在一種疏離、對他人漠不關心的情境裡。他在相關的研究數據中得知，四十五歲以上的美國人，有百分之三十五長期處於孤單的狀態，僅有百分之八的美國人表示有跟鄰居互動良好；美國的憂鬱指數年年增高，自殺率自一九九九年後提升了百分之三十；大家對生命的期許逐年下降，而非升高。

布魯克斯綜上所得，認為人們在二十一世紀有各種危機，經濟的、環境的、政治的，但還有一種危機特別讓人深陷幽谷，那就是個個形單影隻、不與人互動的疏離危機。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布魯克斯花了約五年時間走出幽谷。期間，他明白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社會性的自由糟透了

他表示，經濟上的自由還不錯，政治上的自由就太棒了，但社會性的自由就很糟糕；一個失根的人漂泊不定，最後將遭人遺忘，因為他對任何事都不上心，「自由，其實不是讓人徜徉其中的汪洋，而是供人跨越到彼岸，深植自己的心念、付出承諾的河流。」

第二件事：遇逆境時要敞開胸懷

當生命遭橫阻時，有人潰不成軍，一蹶不振，但有人愈挫愈勇，敞開胸懷，迎接新的自己。布魯克斯在發現這兩種人後，選擇做第二種；他讓痛苦施展轉化生命的大能，頓時醒悟他並非自己表面所認知的那個人，在他的內心深處尚有個深不可測的自我，需仰賴靈糧和與他人深交才得以觸及，那是他的靈魂所在，而這顆靈魂渴望與人交融、渴望公道。

成立社會關係網

意識到自己孤寂的窘境後，布魯克斯一邊重修舊好；一邊走入大自然，反璞歸真。不過，他也同時認知到，人一旦深陷疏離幽谷，可能需要別人拉一把，才出得來。而他很幸運的，在最需要時獲邀前往一對夫婦的家。這對夫婦自己有個念華府公立學校的孩子，他們當時收容了許多因家中突發狀況一時無處可去的孩子。

布魯克斯到訪時，看到一群孩子圍坐廚房餐廳，正要伸手跟孩子介紹自己時，一個孩子說，「我們不時興握手，這裡只抱抱。」當下，他覺得有點不自在，但之後的每周四只要他到城裡辦事，都會再度光臨，跟所有的孩子抱抱。這些孩子需要一種親密的關係，希望他們所信賴的大人出現時能用這種方式跟他們建立關係。布魯克斯覺得這些孩子教了他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們以最直接的肢體語言，把人與人之間的好關係放在第一位，這正是治療文化弊病的良方。

更令他開心的是，這類有愛心的家庭存在於社會各個角落。於是，他在國際非營利性智囊團「阿斯彭研究所」底下成立了「社會關係網」（Weave: The Social Fabric），以支持各地「關係編織者」和邀請全民成為「關係編織者」的方式，改寫社會只重視個人成就、遺世孤立的基調。

結果，布魯克斯的工作團隊找到了很多這類個人和團體。比方說，成長於芝加哥一個生活不易又危機四伏街坊的巴特勒（Asiaha Butler），本來要跟丈夫離開那裡，但看到兩個在街上踢玩破瓶子的小女孩，就決定留下來開創新局，助這些貧窮孩子一臂之力，現在她經營了該地最大的社群組織「R.A.G.E.」。

有些社會關係編織者自己曾處痛苦深淵，如住在俄亥俄州的莎拉，她在一趟旅行歸來，發現丈夫不僅自殺，還殺了他們的小孩。現在，莎拉一邊經營藥妝，一邊在社區當義工，幫助社區婦女面對暴力。莎拉告訴布魯克斯，「我要化悲憤為力量，他這樣對我，我就要做出改善，才不吃他那一套。」

還有人定期舉牌護衛自己的城市，或是成立「同情根源」這樣的組織，從小培養孩子的同理心。布魯克斯在採訪這些「關係編織者」時，發現他們有個通性，那就是他們都很珍視他人，不僅能深入理解他人，而且眼目所見都是喜悅。

追求另一種心境

而喜悅，布魯克斯認為，不同於快樂，這是兩種不同的心境。「你贏得勝利、獲得升遷，這是快樂，一種自我膨脹的感受；但喜悅不同，那是個人的消融，出現在親子間的肌膚之親、徜徉在大自然中、沉浸在工作之中……喜悅，讓人完全忘我，比快樂更值得追求。」

布魯克斯覺得第一種心境無可厚非，但當整體社會陷入孤立的幽谷時，需要另一種心境來平衡，需要一種讓社會恢復元氣活力的語言，而「關係編織者」找到了那種語言，「他們找到了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全國各地凝聚社區力。」

當許多人以各種方式改革社會，布魯克斯也有自己的改革理論，「只要有一小群人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其他人跟著仿效，社會就改變了。」

布魯克斯希望大家都能自許為「關係編織者」，如此一來，個人空虛的心靈就獲得填補，分崩離析的社會也獲得修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