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議震

近百年來，關於《泰戈爾詩集》翻譯版本多不勝數，各有風評，其中糜文開譯本的細緻完善是不少文學家公認的！

從梁實秋、羅家倫、蘇雪林、沈剛伯、覃子豪、謝冰瑩、鍾梅英、林文月、鄭清茂等諸多文學行家，曾為糜文開的《泰戈爾詩集》譯本為序或專文推介，可見一斑。

一九一三年，印度詩人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人。一時，泰戈爾文學作品在全世界掀起一股熱潮，這股熱潮在中國持續至一九二四年泰戈爾到中國講學前後到達頂點，泰戈爾著作在短時間內更被許多出版社搶譯成中文並且倉促發行，以致有些譯本大謬不然，有些譯者縱使用心亦因對印度文化了解不足，力有未逮。

「拿鄭振鐸所譯《飛鳥集》（泰戈爾詩集）為例，他譯這集子時，已有人選譯過，他擬全譯，但化了許多時間全譯後因無把握，仍刪節為選譯本，刪去難譯的詩達六十八首之多……第六十八首Wrong cannot afford defeat ,but Right can.譯為『錯誤不會招失敗，但是真理卻會。』竟是原意的反面，真要使人吃驚。」（註❶）其「所刪六十八首又大半是書中精采部分，這樣譯書，太不負責任」（同註❶），鄭振鐸所譯《飛鳥集》雖經葉聖陶、徐玉諾校讀後付梓，譯本中文意誤譯之處仍不勝枚舉。

糜文開曾隨羅家倫駐印度首都新德里，新德里的夏季炎熱，讀書消夏之際偶然發現鄭振鐸《飛鳥集》譯本誤謬頗多，因而決定在公務之餘，將全書三百二十六詩作全部重譯，關於鄭譯《飛鳥集》書名糜文開反覆斟酌後仍認為不太妥貼，於是找了孟加拉文原著研究，又與幾位印度學者討論皆未獲得適切的譯詞。

後來，糜文開在推敲中想到這本詩集裡「第二首詩便是嚮往於漂泊者的話，更想到古代印度學者修道的四階段，最後是雲遊期，尚在棲期之後，而印度兩大史詩至今尚有流浪詩人挨戶來歌唱。可知印人對雲遊的重視，對漂泊者的尊敬了。這書第一首以漂鳥象徵經過森林裡修道後的雲遊者確甚適切……」（同註❶），一九四八年糜文開將整本詩集重譯完成後，關於書名思索再三，決定捨鄭譯《飛鳥集》作書名更譯為《漂鳥集》，並請羅家倫為此譯作題寫書名，在台灣至今此詩集書名已成「定譯」，無論何人翻譯此詩集皆以《漂鳥集》為名。

糜文開曾任我國派駐印度外交官長達十年，是知名印度文化、印度文學的研究者與譯者，其譯泰戈爾著作在印度文化的認知上自然與他人不同，糜文開完成《漂鳥集》譯作後，陸續翻譯泰戈爾詩集《頌歌集》、《愛貽集》，與長女糜榴麗合譯泰戈爾詩集《新月集》、《採果集》，與夫人裴普賢合譯《園丁集》，加上夫人裴普賢譯《橫渡集》，七部泰戈爾詩集前後耗費了糜文開與家人歷十年譯成。

糜文開在文學上除了翻譯泰戈爾詩集的貢獻外，在佛教發展史上經常被提到的印度哲學著作的三大聖書《吠陀經》、《奧義書》、《薄伽梵歌》的翻譯亦有開拓之功，他早年將此三大聖書節譯出版《印度三大聖典》，嘉惠了許多研究印度哲學的華人，僅可惜印度三大聖書自糜文開出版節本後，半個世紀以來並無後繼者將三書全本以中文譯出。

糜文開在大時代的波濤中，或駐節在外，或從事出版，或以翻譯為餘事，人生或順或逆，後半生有幸與裴普賢以續絃結成佳偶，在其晚年大難之際不離不棄，直至風平浪靜，過程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裴普賢即台大中文系教授裴溥言，普賢為其筆名，裴溥言在抗戰期間就學於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從魏建功治文字聲韻學，是魏建功的得意門生（註❷），與夫婿糜文開結縭後以其學力與糜文開合譯泰戈爾詩作，力求譯事臻至「信、達、雅」讓譯著更接近泰戈爾原作。

註解：

❶糜文開主譯《泰戈爾詩集》全一冊，三民書局，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初版，第一、二、四頁及後記。

❷臺靜農著《龍坡雜文》，洪範書店，一九八八年七月出版，第二一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