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嶠人物萬象】 糜文開裴溥言合撰之諾(上)

文/黃議震 |20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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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文開致《暢流雜誌》總編信札中提及墨人談《漂鳥集》一事。圖/黃議震
羅家倫題糜文開與妻女合譯七部泰戈爾詩作合集《泰戈爾詩集》書影。圖/黃議震

文/黃議震

近百年來,關於《泰戈爾詩集》翻譯版本多不勝數,各有風評,其中糜文開譯本的細緻完善是不少文學家公認的!

從梁實秋、羅家倫、蘇雪林、沈剛伯、覃子豪、謝冰瑩、鍾梅英、林文月、鄭清茂等諸多文學行家,曾為糜文開的《泰戈爾詩集》譯本為序或專文推介,可見一斑。

一九一三年,印度詩人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人。一時,泰戈爾文學作品在全世界掀起一股熱潮,這股熱潮在中國持續至一九二四年泰戈爾到中國講學前後到達頂點,泰戈爾著作在短時間內更被許多出版社搶譯成中文並且倉促發行,以致有些譯本大謬不然,有些譯者縱使用心亦因對印度文化了解不足,力有未逮。

「拿鄭振鐸所譯《飛鳥集》(泰戈爾詩集)為例,他譯這集子時,已有人選譯過,他擬全譯,但化了許多時間全譯後因無把握,仍刪節為選譯本,刪去難譯的詩達六十八首之多……第六十八首Wrong cannot afford defeat ,but Right can.譯為『錯誤不會招失敗,但是真理卻會。』竟是原意的反面,真要使人吃驚。」(註❶)其「所刪六十八首又大半是書中精采部分,這樣譯書,太不負責任」(同註❶),鄭振鐸所譯《飛鳥集》雖經葉聖陶、徐玉諾校讀後付梓,譯本中文意誤譯之處仍不勝枚舉。

糜文開曾隨羅家倫駐印度首都新德里,新德里的夏季炎熱,讀書消夏之際偶然發現鄭振鐸《飛鳥集》譯本誤謬頗多,因而決定在公務之餘,將全書三百二十六詩作全部重譯,關於鄭譯《飛鳥集》書名糜文開反覆斟酌後仍認為不太妥貼,於是找了孟加拉文原著研究,又與幾位印度學者討論皆未獲得適切的譯詞。

後來,糜文開在推敲中想到這本詩集裡「第二首詩便是嚮往於漂泊者的話,更想到古代印度學者修道的四階段,最後是雲遊期,尚在棲期之後,而印度兩大史詩至今尚有流浪詩人挨戶來歌唱。可知印人對雲遊的重視,對漂泊者的尊敬了。這書第一首以漂鳥象徵經過森林裡修道後的雲遊者確甚適切……」(同註❶),一九四八年糜文開將整本詩集重譯完成後,關於書名思索再三,決定捨鄭譯《飛鳥集》作書名更譯為《漂鳥集》,並請羅家倫為此譯作題寫書名,在台灣至今此詩集書名已成「定譯」,無論何人翻譯此詩集皆以《漂鳥集》為名。

糜文開曾任我國派駐印度外交官長達十年,是知名印度文化、印度文學的研究者與譯者,其譯泰戈爾著作在印度文化的認知上自然與他人不同,糜文開完成《漂鳥集》譯作後,陸續翻譯泰戈爾詩集《頌歌集》、《愛貽集》,與長女糜榴麗合譯泰戈爾詩集《新月集》、《採果集》,與夫人裴普賢合譯《園丁集》,加上夫人裴普賢譯《橫渡集》,七部泰戈爾詩集前後耗費了糜文開與家人歷十年譯成。

糜文開在文學上除了翻譯泰戈爾詩集的貢獻外,在佛教發展史上經常被提到的印度哲學著作的三大聖書《吠陀經》、《奧義書》、《薄伽梵歌》的翻譯亦有開拓之功,他早年將此三大聖書節譯出版《印度三大聖典》,嘉惠了許多研究印度哲學的華人,僅可惜印度三大聖書自糜文開出版節本後,半個世紀以來並無後繼者將三書全本以中文譯出。

糜文開在大時代的波濤中,或駐節在外,或從事出版,或以翻譯為餘事,人生或順或逆,後半生有幸與裴普賢以續絃結成佳偶,在其晚年大難之際不離不棄,直至風平浪靜,過程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裴普賢即台大中文系教授裴溥言,普賢為其筆名,裴溥言在抗戰期間就學於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從魏建功治文字聲韻學,是魏建功的得意門生(註❷),與夫婿糜文開結縭後以其學力與糜文開合譯泰戈爾詩作,力求譯事臻至「信、達、雅」讓譯著更接近泰戈爾原作。

註解:

❶糜文開主譯《泰戈爾詩集》全一冊,三民書局,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初版,第一、二、四頁及後記。

❷臺靜農著《龍坡雜文》,洪範書店,一九八八年七月出版,第二一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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