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士榛

現任聯經出版公司總編輯的胡金倫，從大馬文青到成為台灣指標性出版社總編輯，胡金倫的文學啟蒙與人生最精華時期都與台灣文學息息相關，他的編輯生涯也為台灣讀者打開面向世界的一扇重要門窗。

從2009年至今，出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胡金倫，在聯經工作已超過10年，編輯生涯也有17年資歷，編輯過不少受讀者歡迎的書籍，像是早期的《黃河青山》、《台灣新文學史》，及近期的《資本論》、《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等等，都被認為眼光十分獨到。

胡金倫坦言，他選書的敏感度來自不斷閱讀，經常觀察市場趨勢和國際討論的話題，接著就靠「直覺」，所以結果常像被雷打到一樣，命中紅心的瞬間只覺得全身像觸電般悸動不已。

眼光獨到其實靠直覺

「編輯工作是一個非常繁瑣的過程，作為出版社的總編輯，必須考慮在紙本書式微的時代，同時推動電子書、有聲書，讓出版IP活化，為出版社開拓新世代的讀者群。」但胡金倫認為，無論大環境怎麼變化，兼顧市場的同時，也要出一些有理想性的書。

「即使這些書未必能立竿見影獲得市場反應，也一定要堅持，才能累積出版社的品牌，也將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胡金倫不諱言，過去讀者買書只看內容，但現在書的封面設計也是訂價的一部分，所以他會花很多時間在封面設計上，希望能在眾多書海中，一眼就吸引注讀者目光，但一路走來始終不變的，就是：兼顧市場的同時，也不能忘了理想性。

「1998年，我從馬來西亞來到政大念研究所，選修陳芳明開的現代文學課程，當時我還不知陳芳明是何許人也，第二年卻開始擔任指導教授陳芳明的助理直至畢業，甚至選了張大春的小說作為論文研究題目。」胡金倫說，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初稿，就是他和另一位助理輪流聽老師口述，轉成文字的。

書本串起人間的因緣

有趣的是，《台灣新文學史》原本是要在麥田出版，但當時胡金倫正好從麥田「轉學」至聯經，在出版界可說沒有人比胡金倫更了解這本書了，所以出書計畫也跟著他轉到聯經出版。《台灣新文學史》一出版就成為台灣文學所必讀之書，胡金倫也計畫此後每五年修訂一次，加入新的篇章。

也因此，胡金倫回想自己所編輯的書，深信「每一本書背後，都有一段人與人之間的因緣」。就像他研究所畢業後，進入麥田擔任編輯7年，主要負責人文與文學範疇叢書，這期間，他和許多華文文學家合作。2004年底，胡金倫與香港作家董啟章相談合作出版，董啟章依序在麥田出版了《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讓董啟章從台灣紅回香港。

胡金倫的努力和編輯品味，以及對出版市場的敏感度，受到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林載爵的重視，力邀他轉戰聯經，前後談了三次，終於說服胡金倫更換跑道，最初是擔任林載爵的特助，但主要仍是協助出版社編輯選書與封面設計，2013年，他才正式成為聯經出版總編輯。

重視封面才吸引讀者

胡金倫表示，「聯經是個穩定的大品牌，本來就有很多好的出版品。林先生一方面希望我能多引進華文創作，同時也希望與更多新的美術設計合作，讓聯經出版品擁有不同的視覺風貌。」對一家多少已經習於沿襲舊例的老牌出版社來說，的確是近乎革命的轉變。

所幸，聯經對於「把書做好」的要求標準，與胡金倫不謀而合──這個標準就是對「封面」的嚴格要求。胡金倫坦承，連他自己觀察別家出版社的書，也都是在看封面，「現在出書量一年比一年多，新書要怎麼脫穎而出，靠的就是封面。」

胡金倫認為，「內容夠好」是編輯一本書最基本的工作，「但好書更要有好包裝，才能推得出去。」這早已不是只需顧好內在美的時代，終究必須承認自己都屬「外貌協會」的一員。「那種書封隨便做也能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假如一本書的封面很醜，無論內容再好看，讀者根本拿都不想拿。」

既有資產上兼顧理想

在擁有45年悠久歷史的聯經出版擔任總編輯，胡金倫最大的感受，就是聯經過去累積的長銷書，是他們面對書市不景氣時代最大的資產。有些長銷書，賣了20年、30年，到現在還在銷售。「像《魔戒》賣了百萬冊以上，《靈山》也有超過30萬本，《千江有水千幾月》有60萬本， 這類型的書，一年有時可以再版6千本，我覺得這是聯經最豐厚的資產。」

當然，擁有馬來西亞華僑的身分以及在東南亞的人脈，也幫助胡金倫在開拓出版類型上有更多元的思考。胡金倫透露，去年開了一個新的書系，叫作「south書坊」，如何通過選書，更加有規律性，把一些重要的東南亞國家的歷史、文化、人文介紹給台灣讀者。「去年三月出版的《馬來西亞史》，就是緣於我發現：似乎台灣還沒有介紹過馬來西亞正式通史的書籍，所以決定出版。後來又出版《泰國》，之後會有研究新加坡低端人口的書，後面還計畫研究二戰時候星馬地區的慰安婦……」胡金倫認為，上述種種，不光是某個地區的重要現象，而是一個歷史研究，也是值得去介紹和書寫的經典。

「編輯選書永遠都在冒險，不成功，便成仁。」胡金倫認為，這樣的「挑戰」會激勵著編輯工作者不斷往前進，不斷找尋被雷擊到的興奮和成就。

文學啟蒙自愛情小說

1971年出生的胡金倫，小學就讀馬來西亞當地的華文學校。當時，港台影視文化正好在大馬興起，香港有古龍、金庸等作家改編的武俠劇，台灣則有雙秦雙林等偶像。「當時，很多人的文學啟蒙是金庸，但我卻是受到瓊瑤小說影響而愛上文學。」

胡金倫記得，五年級開始讀瓊瑤的小說，印象中，第一本看的是《海鷗飛處》或是《一簾幽夢》，「我覺得，是瓊瑤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

胡金倫不但從小喜歡閱讀，還曾投稿大馬華文小學生報刊，小時候的志願想當老師、作家，「卻沒想過後來會走上編輯之路。」到了中學時代，學校所讀華文課本都是中國古典文學，主要作家也都和五四有關，像是魯迅的《吶喊》，逐漸培養胡金倫對華文文學的興趣。

胡金倫大學讀了歷史系後，開始參加文學社團，跟著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討論文學，開始大量接觸台灣文學。當時，馬來西亞《星洲日報》開始舉辦「花蹤文學獎」，當時擔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祕書長的林燿德，帶了一批台灣作家到吉隆坡演講，包括羅智成、廖咸浩、司馬中原等人，帶給胡金倫很大的衝擊，後來胡金倫又聽了張大春等許多台灣作家的演講，讓他對台灣文學產生極大的興趣。

「1992年，第一次聽林燿德講到李永平的《吉陵春秋》、《海東青》，還和羅智成談大河小說。」胡金倫這才知道：原來在台灣有這麼多重要作家，也通過這些作家，胡金倫慢慢認識很多台灣的文學，「從此對台灣文學就特別熱愛。」

也因為閱讀大量台灣文學，加上當時一些馬來西亞作家像是陳大偉、黃錦樹、鍾怡雯……陸續獲得台灣文學重要大獎，胡金倫開始對於台灣有了更多憧憬和想像，畢業後，在星洲日報擔任文教記者兩年，其後遇到工作瓶頸，於是決定揮揮衣袖到台灣政大攻讀研究所。

事實上，在當文教記者的兩年中，胡金倫曾協辦很多台灣作家參訪大馬活動，例如焦桐、白先勇等，與許多台灣作家、文學圈有所互動而結下緣分和友誼。「也可以說，此生彷彿注定我要到台灣完成文學夢，同時，也注定我要用文學幫助台灣朋友，深入認識包括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各國。」胡金倫自勉此生使命必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