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經濟問題」的看法 4
文／星雲大師

如何改善城鄉造成的貧富差異？

【問】每一個國家的發展，大都重視城市，輕忽鄉村，造成「城鄉貧富差距大」。請問大師，如何改善這種現象？


【答】一個國家的經濟蕭條，人民所得偏低，國家太窮了，固然是社會制度不好；過分的貧富不均，也是社會制度有了問題，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都是不完善，這樣的社會型態，國家難以長治久安。
貧富不均，其實是古今中外存在已久的問題，根據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為世界銀行進行的一項「世界貧富分化形勢」研究顯示，全球貧富分化情況有急劇惡化的趨勢，從1988年到1993年之間，全球貧富差距又增加了5%。目前全球人口中最富裕的1%（5千萬個家庭）的平均收入是2萬4千美元（約1萬6千英鎊），他們的總收入要高於收入較低的60%全球人口的總收入。全球貧富差距比人們以前所想的要大得多，當中最大的貧富收入差距出現在世界五個經濟大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的全國人口，以及印度、中國和非洲的農村貧困人口之間。
這項調查並指出：84%的全球人口只有16%全球人口的收入，全球最富裕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窮的10%人口收入的114倍，而這些差距可能還會擴大。
貧富不均是國家的隱憂，尤其城鄉的貧富懸殊，一直是多數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例如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調查完成的《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調查》顯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高」。中國的城市，除了上海、北京、南京等幾個大城市外，一般的鄉村經濟落後，尤其西部地區先天的自然環境限制，加上人才外流嚴重，更難有所發展。
經常到大陸考察的台灣英業達集團副董事長溫世仁先生曾說，每次他到大陸西部城市，都會聽到當地人民抱怨，西部的人才都跑到沿海地區去了；而到了農村一看，農村好不容易培養的少數人才也大多離開農村，這是西部和農村地區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溫先生也觀察到，在整個社會由農業轉型到工業時代的過程中，西部農村一開始就沒有來得及搭上「工業化的列車」，尤其現在舉世已經進入資訊網路化時代，更令農民們望塵莫及。農民因為沒有機會、能力獲得各種資訊，與城市相比，在知識、資訊和機會上不對稱，這也是造成他們繼續貧困的原因。
對此，溫先生想出了走資訊技術培訓的道路，著手培育當地「知識工人」，發展網路經濟，讓「農業社會」轉型為「網路社會」。於是他投資5千萬美元在大陸西部開展「千鄉萬才」計畫。
首先他以甘肅河西走廊最東端的山村黃羊川做為這個計畫的第一個基地，贊助他們電腦，教他們如何利用電腦銷售產品，因為網際網路是與全世界連線，只要一上網，即可打出銷路，很快把產品賣完，慢慢就能改善經濟，達到城鄉均衡發展。
結果這項計畫從2000年7月開始實施，3年來，黃羊川靠著電子商務，已成功賣出3萬美元的農產品，成效斐然。這在千百年來貧窮而寧靜的小山村，可謂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黃羊川地區因為網路而走出貧窮，成為知識經濟下鄉成功的實例。這項成果於2002年秋在墨西哥舉辦的 APEC 會議上，溫先生將之公諸於世，隨即引來泰國政府表示，希望有20所泰國學校加入「千鄉萬才」計畫。
溫先生一手發展的「千鄉萬才」計畫，旨在把資訊網路科技引入農業社會的鄉鎮，促進當地發展知識型的經濟，達到「就地創造財富，就地改善生活，就地發展文化」為目的。他認為硬體設施的改善，並不能從本質上解決落後、偏僻地區所遇到的問題；唯有把最新的觀念和資訊給他們，輔導他們掌握適應資訊社會的方法，才能讓他們儘快縮短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另外，他覺得開發落後地區，建設的重點應該在「道路」與「網路」兩方面，因為「道路」可以把有形的資源送到落後的地區，而「網路」則可以把無形的資訊快速傳到落後地區，讓學習能力更加快速。溫先生的見解與作法，值得參考。
另外，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陳勁松先生對「貧富問題」的一些觀點，也值得深思。他說貧富分化問題在西方並不突出，這些國家早已有了良好的制度性解決方案。比如「稅收」便能有效的制約、平衡著貧富分化。愈是高收入的、富有的人，愈需繳納高昂的稅費，窮人則少交稅、不交稅、甚至由政府退稅予以補貼。國民納稅意識強，偷稅漏稅的現象，幾乎不存在。稅收政策也是歷來西方政壇候選人競選公職時的辯論焦點，不僅為了發展經濟，也為了制約貧富分化。
反觀中國，相關稅收政策法規不完善、不合理，而且得不到有效執行。偷稅漏稅現象嚴重。高收入者，本來應該繳納高額的稅費，打通門路之後，卻往往能安然逃脫；那些靠貪汙受賄而一夜暴富的廣大黨政幹部，更不可能對其非法收入報稅納稅；普通老百姓則普遍缺乏納稅觀念，與他們談納稅，被視為「天方夜譚」。
陳先生進一步指出，貧富分化之所以在中國如此嚴重，並日甚一日，與現行制度和當局的政策密不可分。
其一，「人治高於法治」的中國，是權錢勾結的最佳環境，腐敗盛行，愈是接近權力，腐敗愈是根深柢固。近權力者富，遠權力者貧，成為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恆定公式和不二結論。
其二，當局以戶籍制度、投資偏向和社會保障傾斜等一系列政策，公開歧視農民、歧視弱勢群體；歧視農村、歧視偏遠地區，造成惡性循環，即富者愈富，窮者愈窮。
其三，社會風氣惡化，道德淪喪，「笑貧不笑娼」使大多數國人對貧富分化視為尋常，視若無睹，導致貧富分化問題缺乏賴以扭轉的社會動力。
針對中國貧富懸殊的問題，多年研究中國社會和政治經濟的義大利學者周博（Joe Studwell）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更多平等機會，比如讓農村的孩子都有機會得到良好的教育，另外就是在西部大量投資，發展當地的經濟。
過去台灣因為地主與佃農貧富差距太大，所以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等措施，因而改善了經濟。在佛教有所謂「利和同均」，也就是僧團中如果有施主財施供養，不可私自獨享，要交由常住集中處理，大眾共有，透過經濟上的均衡分配，大眾才能過著「利和同均」的經濟生活，所以在佛光山，個人不要有錢，點滴歸公，讓團體有錢，才能有所發展。
這種利益共享的觀念，現在企業界也普遍有此共識，不少企業主也懂得把利益分享員工，例如依公司盈餘發放年終獎金，甚至有些公司讓員工持股，員工自然以公司為家，發奮工作，努力經營，自能提高效率，創造利潤，彼此共享。
「利和同均」的思想運用在社會上，讓有錢的人幫助窮困的人，有力量的人扶助弱小的人，如此在沒有經濟的壟斷、勞資的對立、貧富的懸殊等社會問題下，人人得其所應得，自然可以建立一個民有、民享，而且均平、富足的社會。（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