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屈婷、全曉書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 ，自嘲為「傻瓜」的張彌曼在巴黎摘取了「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獎」。該獎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歐萊雅基金會於一九九八年設立，每年授予全球五位為科學進步做出卓越貢獻的女性。頒獎詞稱，「她開創性的工作為水生脊椎動物向陸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證據。」

到巴黎領獎前，鮮少出現在公眾視野的張彌曼接受了新華社記者專訪。她說：「獲獎當然高興，是巨大的鼓勵，但覺得自己還夠不上。」

逃難途中讀的書

低調的張彌曼是當今世界最受推崇的古魚類學家之一。二○一○年，一本獻給她的論文集在德國出版，裡面的觀點有的與張彌曼相同，有的與她相左，但無一例外都受到她的影響。

她的學生、英國《自然》雜誌資深編輯紀恆瑞（Henry Gee）在這論文集的「前言」裡描述說：「她是一位和善的淑女，跟我們一起參加學術會議的野外考察，總是饒有興趣地傾聽我們一派學生腔的嘰嘰喳喳，而她自己卻不顯山不露水。」

而眼前的張彌曼看起來像一位慈祥的祖母，輕聲細語，一身藍色的套頭毛衣、布褲和披肩，襯得她皮膚白皙，幾乎沒有長期野外工作的滄桑。

她有一雙名震古生物圈的巧手，總能把化石和岩石沉積物準確地剝離。「我相信我的雙手還不算太笨拙，」張彌曼的回憶從此開始，「因為我的父親在醫學院工作，我常常穿過解剖室去他的辦公室喊他吃飯，看慣了許多男、女學生在實驗室解剖屍體。高中實驗課，我解剖很細的小蚯蚓也不會碰破血管。」

一九三六年生於南京的張彌曼，是家中長女。父親出身貧寒，靠族人借款上中學，後來考公費去芝加哥大學深造。學成歸國後，他在上海的一家醫學院謀得教職，教人體生理學。

父親開明，常帶她去溪邊網蝦，到菜地捉蟲，到麥田看螞蟻怎麼沿著麥稈爬上去尋找蚜蟲，用放大鏡觀察花的雌雄蕊和昆蟲複眼等。「我們可以在父親面前隨意發表意見，甚至和他爭吵，而他對我們總是和顏悅色。」

母親嚴厲。「我生性頑劣。母親讀書不多，卻一絲不苟地逼我完成作業。」張彌曼笑言。「我一直想當醫生，而不是科學家。」——因為父親單位有不少敬業、有教養的醫生，令她仰慕。

無憂無慮的日子背後，是不斷逼近的戰爭陰影。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八一三」淞滬會戰後，父親帶著全家疏散到南京，又在一九四○年搬遷到重慶北碚，之後又輾轉江西各地。

當時，年幼的張彌曼和弟弟妹妹尚不懂家國之恨。跋涉在贛南的路途間隙，這些逃難的「野孩子」常常潛在河裡，不顧撐篙人的怒罵，迅速爬上船沿，從船尾跳到河裡，把肚皮拍得生痛；到了晚上，他們又纏著下課的大學生講故事，直到中了「調虎離山」之計，被大學生鎖在門外，方才垂頭喪氣，各自散去。

有件趣事幾乎成了她日後學地質學的先兆。有一次，她和弟弟在流亡路上偶得《木偶奇遇記》和《談天說地》兩本書。《談天說地》這本書對幼年的張彌曼是枯燥的，但由於沒有別的書看，她還是很認真地讀了一遍。令她沒有想到的是，後來在大學上「普通地質學」時，老師居然講到了這書中的一些內容。

她說：「這段逃難的經歷決定了我一生為人處世的取向。」

立定志向不改變

一九五三年，十七歲的張彌曼響應國家「地質報國」的號召，放棄學醫理想，考入北京地質學院。彼時，中國地質科學有了許多國外回來、或從西南聯大畢業的老師，但很缺學生。「大家心中真的有一股熱血。」她說，那一屆單女生就有二百名，畢業後多去了艱苦地區搞地質勘探。

與此同時，中國科學界積極培養「新鮮血液」。一九五五年，張彌曼被送到莫斯科大學學習古生物學。但是，這位地質學專業的學生，完全不知道該學哪類古生物。

「學魚！」當時在蘇聯訪問的魚類學家伍獻文先生建議張彌曼。

張彌曼自稱「是一個立了理想，怎麼也不會改變的人」。但那時，青年人都把國家需要放在第一位。她聽了伍先生的建議，從此開始了對魚化石的研究。張彌曼經常到莫斯科河岸邊的全新世沉積中採集魚化石，夜裡用小船撒下橫跨莫斯科河的魚網，清晨把撞在網上的各種魚類採集下來，用來和化石進行對比，以探究古魚類和現代魚類之間的關係。

一九六○年，張彌曼回國，進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工作，開始了她的尋「魚」生涯。年輕時每年約有三個月，她都隨地質勘探隊在荒野採集化石。「野外勘探是基本功，再遠我也能走下來，而且不比任何人慢。」

那時，野外勘探基本靠腿，一天步行二十公里，是家常便飯，很多時候只能投宿老鄉家，或在村裡祠堂的戲台上過夜。由於消耗太大，地質隊員都如「餓鬼」一般。有一次，恰逢中秋節，隊裡發了一斤米飯，一斤烙餅，張彌曼竟就著醬豆腐一掃而空，創下「個人紀錄」。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總是能遇到好老師。」她說，「伍老當年的一句話定了我的『終身』，但誰說媒妁之言的婚姻就一定會不幸福呢？」為紀念伍獻文先生，二○○八年，張彌曼將在柴達木盆地發現的一種奇特魚化石命名為「伍氏獻文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