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振忠

已故大學者薩伊德論知識分子始終為時代經典，他眼中的知識分子是流亡者、邊緣人，以及對權力說真話的人，是要永遠與無人代表的一方站在一起。

薩伊德的陳義固然是種純粹理想狀態，但他一生奉行，頗有中國人說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況味。這樣的純粹知識分子論不一定在現實政治上可以一刀兩切，尤其東西方都有學而優則仕、產學政輪替的傳統與現實，但知識分子的自持與自重，其精神應該是一貫不變的。

古時有言官，專事罵皇帝和大官可以免責，手段激烈者，甚至有備著棺材向今上提出死諫：反正我不想活了，但話一定要說。雖然是在體制內，但隱隱呼應著薩伊德知識分子論的骨氣。

現在呢？監察委員大概可比言官，專治官箴。可是知識分子與權力站在對立面的精神還在嗎？令人懷疑。

前有新任大監委宣示首要之務是要打專辦綠不辦藍的法官，出手第一案竟是查檢察官在聯歡會諷扁的短劇，大砲對準了小鳥，是為第一驚。接著，又有法界背景的監委要查台大所有在外兼職的教授，其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就是要「卡管」，不惜動用御史的至上權力，是為第二驚。

配合權力演出的當然還有主其事的教育部，連下八道金牌向台大施壓，極盡羞辱「大學自治」之能事；文學大師余光中過世，文化部也因政治正確吝於向總統府申請褒揚令，實在難以想像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主持教育和文化的知識大員們，竟可為政治服務到此粗魯無文的地步，完全趴倒在權力的腳下，還進一步親吻權力者的腳趾，此已臻斯文掃地、驚愕無言的境界了。

《華盛頓郵報》在川普當選總統之後，至今在報頭下仍標示著「民主死於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標語，這是多麼沉痛的抗議和決心，宣示媒體會罵到民主甦醒為止。

這其中當然標誌了知識分子所堅持的言論自由精神：我不會在權力的打壓下屈服。證諸《華盛頓郵報》的歷史，與權力者的鬥爭不曾停過，從五角大廈文件案到水門案，即使尼克森揚言要讓郵報股價大跌、報社關門，但《華盛頓郵報》都沒有屈服。

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近作《郵報密戰》精采演繹了這段歷史，尤其劇中引述了前發行人菲爾格蘭姆的名言「所有的新聞都是歷史的初稿」，今昔對照，格外動容；而歷史也證明了身為知識分子的媒體人站對了位置，最終下台的是尼克森。

今日台灣之清算肅殺已到永無寧日的空前景況，面對如此毫不節制的權力濫用，知識分子怎可集體噤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