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一平

我多次旅遊歐洲，常在巴黎戴高樂機場轉機。機場以戴高樂（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圖一）這位英雄人物命名。戴高樂的名字 Gaulle，高盧之意，是古代的法國。他的個性如同其名，非常的法國本位，常和美國唱反調，因此美國人不喜歡他。戴高樂拯救法國兩次，最後卻被法國人趕下台。然而死後卻被法國人票選為「最偉大的法國人」第一名。

李敖曾提到關於戴高樂政治家風度的一個故事。他當法國總統時請了作家馬爾羅（André Malraux ; 1901－1976；圖二）來擔任文化部長。馬爾羅很客氣地請示總統，怎麼做文化部長。戴高樂部說：「噢」，然後很傲慢的轉身就走。真正的意思是，我請你來當文化部長，是我的事；而如何做文化部長，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情。換句話說，戴高樂充分的授權，權力都給馬爾羅了，不會撈過界下指導棋。

馬爾羅擔任法國文化部長十年，代表作《人的價值》（La Condition Humaine）， 詳載了上海四一二事件，榮獲一九三三年法國龔古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這部作品敘述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的過程。當時的法國總領事要求巴黎方面供應青幫領袖杜月笙武器彈藥，但法國和蔣介石有默契，相當低調的調集了一支部隊協助國民黨，取締蘇聯顧問，處死共產黨員。這個故事相當發人深思。

《人的價值》曾經數度改編想拍電影，但未成功。例如：米高梅公司預定在一九六九年開拍電影，卻在一周後取消了。合理懷疑，應該遭受政治力量反對；另外，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在一九八○年代也嘗試在上海拍攝，但是中國政府建議他到北京改拍《末代皇帝》溥儀。

我訪問以色列時，和該國科技部官員閒聊其科技發展。提到以色列人開玩笑說戴高樂促成以色列的高科技。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日戰爭，戴高樂親近阿拉伯，造成法國與以色列關係惡化；戴高樂下令對以色列全面武器禁運。當時以色列有幾艘飛彈快艇在法國製造，無法運回以色列。於是以色列在一九六九年進行諾亞方舟行動（Operation Noa），將快艇偷開回以色列。戴高樂震怒，不再移轉高科技到以色列。這項決策，逼著以色列發展以軍事為基礎的科技研究，在電腦軟體、資料保密、無線通訊、影像處理認證及追蹤等技術，都有相當傑出的成效。以色列科技界業者說：「我們的科技發展要感謝法國總統戴高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