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媛媛

以前在隆德大學念研究所的時候，我的宿舍在東亞研究中心附近。晚上經過東亞中心，總是看到有幾間辦公室燈還是亮著的。瑞典同學跟我說，那幾間基本上都是日本老師或是中國老師的辦公室。

寫論文的時候，我在哥本哈根大學亞洲中心待了兩個禮拜，和其他來自歐洲各國的碩博士生交流心得。我那時和芬蘭、德國學生合用一間辦公室，每天下午五點多鐘，辦公室裡就只剩我一個人。有一天晚上我待到末班車沒了，就索性在辦公室過夜。深夜時分，我的辦公室門陡然被打開，我轉身一看，原來是值夜班的打掃阿姨。臉色發白的她看到我似乎鬆了一口氣，說她還以為有小偷潛入呢。

後來中心負責人委婉地跟我說，下班時間就回家吧，別把打掃阿姨嚇著了。我不禁問他，難道以前都沒有研究生深夜待在辦公室的情形嗎？他想了一想，說有哦！很久以前也有一次，是個韓國學生。後來我開始在大學教中文，到了晚上還留在學校辦公室的，也總是亞洲老師。

在瑞典一般少有加班壓力，不用看老闆顏色，但是似乎亞洲同胞們對於上下班時間的界定還是和瑞典、歐洲同事有根本上的不同。記得有次我在星期六晚上接到華人同事的電話，討論了一會公事。我先生在一旁顯得十分吃驚，問我到底是有什麼急事需要在周末討論。而我覺得，也不過是幾分鐘，沒那麼嚴重吧？

在亞洲，有不少勞工是因為工作權益缺少保障，因此被迫長時間工作。而這種模糊了工作和其他生活領域的習慣，也深深影響了社會風氣，讓我們從幼少時期就開始鞏固了對長時間工作的接納度。這種文化常被解讀為勤奮、耐勞，但是觀察了北歐人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以後，我漸漸理解，在工作上勤奮耐勞的我們，在無形中，其實是把履行生活中其他功能的義務和權利都怠惰掉了……

我發現瑞典人雖然工時不長，但是生活常常比亞洲人還要忙碌，每天上下班都是形色匆匆。首先工作上必須更仔細地計畫安排，下班前大家都把辦公室門關地緊緊的，抓緊時間把該做的事做完，讓今天沒有後顧之憂。

下班後，沒孩子的人可能去健身房運動、回家看一本書、發展自己的興趣、和家人朋友交流情感等。許多瑞典朋友在放長假前花很多時間規畫旅程、深入了解旅遊目的地，旅遊以後仔細整理相簿日誌，珍藏經歷和回憶。這些「休閒」其實都很費時費神，對旅遊結束第二天就開始忙碌工作的台灣人來說，顯得是一種奢侈。

有孩子的人下班後去托兒所或學校接小孩，用心經營家庭時間。看著身邊的瑞典父母，為了讓自己和家人生活充實有趣，經常忙得分身乏術，張羅得不亦樂乎，我才了解，誰說亞洲人比瑞典人「勤勞」呢？瑞典人並不是懶得工作，而是生命中有太多更重要的事，讓他們忙得沒時間工作。相對之下，台灣人勤勞工作而無暇經營其他功能，造成個人身心的貧乏不說，壓迫到家庭和教育的重要空間，才是最得不償失的。

合理的工時和社會服務的支援，讓瑞典人能夠日復一日穩穩接住工作、家庭和休閒這三個此起彼落的球……

記得有一次我從瑞典中部坐長程巴士回瑞典南部。在離目的地只剩半小時路程的時候，司機突然停下車來，宣布休息二十分鐘。原來為了乘客的安全，巴士公司規定司機在行駛一定時間以後，必須要停車休息。

休息是需求，也應該被視作一種義務，在精神穩健的狀態下工作往往能達到最佳的成效，這是所有職業都共通的。其實不光是職場勞動，肩負家庭內家務、育兒、長照等等無償勞動的人們（通常是女性），面對長時間持續的壓力，也經常造成情緒低落或崩潰，讓家庭籠罩在焦慮中，甚至釀成悲劇。我們現在面臨著許多社會問題，問題的根源錯綜複雜，而給予人們可以喘息或轉換角色的空間，乍聽之下似乎沒有直接關聯，卻常常是緩解問題的一大關鍵。

勞資關係觀念大不同

有次我和我先生在他老家閣樓裡發現了他國中時的社會科考卷。其中有一個題目說，你如果是蘇俄的執政者，會用什麼方式鼓勵民眾前往開墾西伯利亞？在答案欄裡我先生寫下了兩行大字：「更高的薪資、更好的福利。」這個答案，老師給了他滿分。他那時還只是十四五歲的孩子，這個答案當然不是他自己憑空想出來的，而是瑞典的教育、社會帶給他的思維。

現在有愈來愈多個人和組織在台灣推動勞工權益，同時也有很多人持反對意見，認為勞資協商會造成產業出走、失業率提升，導致最後大家都沒飯吃。抱持這種思維的人，有很多和你我同屬受薪階層，但這些人似乎覺得沒有本事創業，「淪為」受薪階層是一種原罪，出來吃頭路，自然要看人臉色。我相信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他們自己憑空構思出來的，而是台灣的教育和社會灌輸給我們的思想在開花結果。

每個社會都在無形中灌輸民眾各種思維，我不認為瑞典的思想就一定是正確的，一定比台灣好。然而針對勞資關係，我只想提出一個事實，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方的立論在本質上從來沒有改變，但是如果分析真正提高失業率的因素，絕大多數都和產業結構以及社會制度面相關，跟有沒有工會、勞工權益的高低關聯性非常低……

台灣長久以來都是從經濟成長表現和成本╲盈利的角度去思考「勞動」這件事。但是光用同一種視角，一定會形成許多盲點。從資方的角度來看，任何有損利潤的做法都是賠錢生意，這是很自然的思維，然而持續這種思維導致的後果，現在大家都有目共睹。試想，如果提供更優渥的薪資，可以替台灣保住多少正在流失的人才，創造多少競爭力？確保民眾的工作保障和休閒時間，可以刺激多少消費，活絡多少市場；可以賦予父母們多少實踐家庭功能的寶貴機會？

現今台灣社會看似充滿焦慮和對立，但我相信這種氛圍也正是讓人們換個方式思考的契機。但願在一片劍拔弩張的撻伐聲背後，追求長遠大眾福祉的考量可以被聽見被接納，並且漸漸紮根茁壯。

（摘自《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圓神出版）

作者簡介

吳媛媛

民國七十一年生，台大中文系畢，瑞典隆德大學東亞政治碩士，現為瑞典達拉那大學講師。偏左意識的洗禮和衝擊來自北歐，而每一個省思和開悟都是以台灣為出發點。作品曾發表於《北歐經驗，台灣轉化：普及照顧與民主審議》（女書文化出版），目前於【獨立評論@天下】開設專欄〈新時代的好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