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陳長文 終身志工

敘利亞有兩千三百萬人口，歷經多年戰火摧殘，近半的敘利亞人流離失所過著惶惶不安的日子，四百萬的敘利亞人逃離母國，成為難民。也許是因為伊拉克、敘利亞國家的處境實在太悲慘，悲慘到讓世界各國無法正視，所以選擇漠視，直到三歲的敘利亞小男孩亞藍倒臥沙灘，用生命控訴這樣的冷漠。閉上眼睛的亞藍，逼得世人張開了眼睛。

然而，這場悲劇似乎不會因為亞藍的生命控訴而在短期落幕，這中間糾結著太過複雜的政治角力、宗教衝突、種族對立、權力爭奪與大國算計，幾近無解，溯其源由，很多評論已指出，這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錯誤的中東政策有關，讓中東許多國家陷入血腥內戰，逼出數百萬難民潮，湧向鄰國與歐洲，讓歐洲面臨了二次大戰以後最嚴重的難民壓力。歐盟陷入前所未有的人道困境，各國在如何收容難民、邊界開不開放的問題上分歧焦著、徘徊不定。

論及今天這個讓歐洲焦頭爛額、難以收拾的局面，也許兩岸政府可以兩手一攤的說：「責不在我。」但身為國際社會成員，我們有遠比歸因歸咎更重要的承擔。不要說，中華民國是一九五一年《難民地位公約》與一九六七年《難民地位議定書》的簽署國（雖然我們尚非締約國），我們對難民，有一份不置身事外的承諾。更重要的是法律以外的承諾，那就是將心比心的自問一句，「對身陷苦難的難民，我們是否可以做得更多？」

在台灣，除了外交部發了一紙新聞稿，蒼白無力的提及我們在中東有捐組合屋、立法委員曾率團訪問關心中東、外交部還會持續關注。然後呢？也許外交部真的做了些什麼，只是我們不知道，但更該問的是，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猶記得，二○一一年日本發生了三一一大地震引發大海嘯重創日本東北，台灣立刻採取行動，中華民國政府與台灣人民捐助至少日圓兩百億元，超過有捐款的其他九十三個國家總額。這樣的愛心，讓日本與台灣有了更深的情感連結，日本人民至今仍念念不忘台灣友誼。在南亞海嘯、汶川大地震、海地大地震等災難中台灣人也是愛心滿溢。這種人飢己飢的精神，才是台灣最大的精神資產。

而在大陸，根據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的統計，自二○一二年以來，中國為幫助解決敘利亞的「內部動盪」提供了一千四百萬美元，這筆數字，在全世界的各個國家和組織捐贈的一百四十億美元中，占百分之零點一，排在第三十二位，相較於大陸現今的國力與經濟發展實力，這筆數字似乎並不相稱，對於中東的難民，大陸可以做得更多。

長期關注中東問題的美國影星安潔莉娜．裘莉，多次造訪位在伊拉克的敘利亞難民營，曾描述她親身看見、聽見的難民故事。

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和其他女孩一起住在倉庫裡，每一次會有三個人被拉出去，遭到強暴，她的兄弟得知此事後自殺。有八位孩子，他們父親被殺、母親失蹤，十九歲的長子負責養家。他面帶笑容，用胳膊摟住了妹妹，對安潔莉娜說，他很慶幸自己有工作的機會，可以幫助家人。他和家人是未來的希望，巨大的困難壓不垮他們。

安潔莉娜沉重的說：「國際社會是一個整體，必須找到和平解決問題的途徑。僅僅在家裡、在我們的報紙上，以及在我們的機構中捍衛我們的價值觀是不夠的。還必須在中東的難民營和敘利亞被摧毀的空城之中捍衛她們。」

看看亞藍，馬英九總統與習近平主席，能否以國家元首的高度振臂而呼，對難民處境，付出更多的行動援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