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陳長文 終身志工

報載，台北市長柯文哲十月成立關懷協調小組；大喬為府級、小喬則是和民眾溝通。雖然「喬」在通常語意不是正面詞意，有黑箱、不循正規等負面詞性；但筆者願當做這只是一種刻意製造反差、吸引焦點的用語。讓我們先把柯市府所謂的「喬」當做「協商」之意，協商只要公開透明，對政府治理就會有二項正面效應：一能減少政府與人民爭訟，有助施政效率，二是重建被人民信任的專業治理模式。

協商也是正規的法律程序之一，例如一般爭訟時有訴訟上和解、調解，此外還有「訴訟外紛爭解決替代機制」（ADR）如仲裁等，可減低司法與程序成本。但是政府的協商，必須注意流弊，就如同鄧家基副市長說：「要檯面化、制度化，協調內容要公開透明、不違法，政府做出什麼讓步，要讓大家知道，就不會有違法舞弊。」

其實，成熟協商機制可以提升政府效能，減少後續爭議。以政府採購為例，美國《聯邦政府採購規則》（FAR 33.201以下）就鼓勵招標機關及廠商「試著以雙方合意的方式，在契約官的階層解決契約相關爭議」、「在提出訴訟請求前，應以合理的努力解決爭議」、「在可能範圍內，盡可能鼓勵機關用ADR機制解決紛爭」。

可惜台灣的公務員體系，實質上這樣的空間不大。政府採購爭議、國家賠償的請求，甚或筆者親歷的房屋稅溢收官司，長期來反映一種官僚文化—行政機構的承擔不足、訴願救濟實效低落。官員經常說「不得已，請你去法院打訴訟吧」，不敢和解、不願仲裁，寧堅持到底打數十年官司，「尊重司法」只是把皮球踢給其他機關，減輕自己的決策責任，形同行政權自廢武功，更傷害到人民對政府的好感。

何以曾是經濟起飛引擎之一的政府效能，如今卻成為台灣競爭力的累贅？這或許不能全怪罪公務員。社會多元化的價值體系下，朝野激烈的對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輿論、未謹慎查證的即時新聞生態、輕易扣上「圖利、弊案、觀感不佳」的高帽，終其結果就是官員動輒得咎，再熱情的公務員都想明哲保身。

洛桑管理學院（IMD）杜道明院長去年警示，台灣的政黨對立「幾乎毀滅國家競爭力…不管誰執政，在野一方就會為反對而反對，完全不顧慮國家競爭力及政策好壞，這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見。」

再好的制度，也要建立在成熟的政治文化之上，政務方能事半功倍。

無黨籍的柯文哲被認為是「素人從政」，儘管柯市府一連串舉措突破傳統政治的框架，但也難免有「錯誤嘗試」的代價，但依然得到許多市民支持，原因何在？大部分原因是柯市長投射著普羅大眾對傳統政治常規的不耐，也就願意容忍柯市長的誤差。

以所謂「大小喬」制度為例，若建立「公平有理又漂亮的協商制度」，輔以「資深政府律師」等制度化支持配套，讓公務員在機制中勇於決策與承擔，即可重建人民信心，讓「喬」去汙名化，並讓其他政府機關跟進。台北市，一直是台灣政治的標航與領航，如同當年陳水扁市長任內帶動全台提高公務員服務水準。

柯文哲曾說「政治沒有什麼，只是找回良心而已。從今以後，由我來定義政治人物。」也自省「貢高我慢是最大缺點」。讓筆者想起美國前司法部長理察森在學生時代所言「政治，若能秉良知以奉行，是最困難的藝術，最尊貴的職業。」而筆者也要提醒，政府業務經緯萬端，「術業有專攻」，是柯市長必須理解的事。「良心」不是掛在嘴邊的口號，沒有謙卑的「良心」，也可能成為剛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