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香港之有文學起源甚早，中文大學教授王晉光曾撰〈王韜──香港作家鼻祖論〉。「鼻祖」之說，我認為極有見地，故今日面對香港文學，王韜以降在香港生活與寫作而留有詩文小說者，如在《中國日報》主持筆政、創辦《香港少年報》，撰寫《洪秀全演義》等多部小說的黃世仲（一八七二｜一九一二），他在港期間的作品，當亦納入香港文學史的研究範疇。

我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是認為今日討論香港文學，不能只談中國五四運動影響下的新文學。香港獨特的史地條件發展出獨特的香港經驗，在文學上，十九世紀七○年代是個開端，文學上的香港經驗，不只獨特，而且重要，馮愛群編著的《華僑報業史》提到革命時期陳少白在香港主持的《中國日報》另出十日報《中國旬報》，內有「鼓吹錄」專刊文學作品，包括諷刺小品、遊戲文章、通俗歌謠等，可說是中文報紙闢設副刊之濫觴。

香港從一九二○年代後期起出現新文學《伴侶雜誌》、《紅豆》月刊等，第一個十年緩慢成長，其後大略可分抗戰時期、戰後初期、一九四九年以後、一九九七年回歸以後幾個階段，受到港英當局與特區政府的治港政策、中國政情以及美式資本主義文化的多重影響，時間的流動及思潮的湧現下發展出香港的文學傳統。

一九八○年代起，這個文學傳統才持續被清理，但作家作品的整理出版成效很難讓人滿意；近幾年較可喜的莫過於回溯編選，我手上有的並不多，小思編的《舊路行人──中國學生周報文輯》；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合編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九年《香港新詩選》、《香港散文選》、《香港小說選》；也是他們三人合編的《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二冊，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劉以鬯、也斯等人分編五○年代、六○年代……之《香港短篇小說選》等，都可以看出為文學史研究作準備及形成典律的用心。甚至於十三妹專欄文章選《犀利女筆》（樊善標編，天地圖書，二○○一）、馬博良早期小說集《半世紀掠影》（黃淑嫻主編，中華書局，二○○三），都已彙編完成了；最近，《香港文學大系》（陳國球總主編，商務印書館）前三卷的問世（新詩卷、散文卷一、二），更令人感到欣慰。

從人文生態的角度來看，支撐香港文學創作及研究的力量並不充分，以政治力來說，回歸前，港英當局之於香港的人文藝術並不關心，最近幾年特區政府的藝展局才比較積極提供學界資源；最有可能直接促動香港文學發展的學術力，在過去亦極疲軟，近年來始有增強趨勢，但因未曾建制化，穩定性不足，譬如說大學內部未設置相關系所，有規模的人文研究中心亦欠缺，使得香港文學的學科化程度有所不足，而偏偏文學史研究資料工作亟需進入體制，始能明顯看出效果。未來，香港的高校是否能夠成立香港文學有關系所，我不得而知，但衡諸其他地方的經驗，高校負有本地文化教研的責任，如不能成立系所，也應讓香港文學成為中國文學系所的「專業」，鼓勵學生學習研究，這是一種紮根的工作。

香港文藝界近幾年一直有人積極推動官方設立「香港文學館」，但阻力顯然甚大，現已轉型為「香港文學生活館」，結合類似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這樣的單位，應可成就一些人文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