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說：「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富，則臣以富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富，則毀譽之臣在側。」就是說，「投上所好」，是立足官場的最基本的條件。然而不同的主子有不同的是非愛憎，同一個主子也性格多變，喜怒無常，因此，大臣便要不斷地調整自己，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主子和主子不斷變化的心態，這就是專制時代官場上的人多是一些沒有是非標準之輩的原因。

商鞅是以力主變法而聞名於史的，可是變法並不是他原來的主張。當他來到秦國時，秦孝公正雄心勃勃地想重振祖先的霸業，商鞅通過孝公的寵臣景監的引見，拜謁了孝公。一見面，他就向孝公大談其傳說中的堯、舜這些帝王如何與百姓同甘共苦，並身體力行，從而達到天下大治這一套所謂的「帝道」。

結果說得秦孝公直打瞌睡。事後秦孝公責備景監說：「你那個客人，只會說大話來欺人，不值得一用。」景監埋怨商鞅，商鞅說：「我向國君進獻了帝道，可他卻不能領會。」

五天之後，商鞅又一次去見秦孝公，將原來所談的那一套加以修正，可還是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商鞅跟景監說：「我向國君推薦了夏、商、周三代的治國之道，他還是接受不了，我希望國君能再一次接見我。」

商鞅又去見孝公，這一次談得比較投機，但也沒表示要任用他，只是對景監說：「你的這個客人還可以，我能同他談得來！」商鞅說：「我向國君談了春秋五霸以武力強國的道理，如果能再見我一次，我就知道該怎麼去說服他了！」

當商鞅再一次向國君進言時，秦孝公聽得入了迷，一連說了好幾天也沒聽夠。景監很奇怪，問道：「你說了些什麼打動了國君，令他十分高興！」商鞅說：「我向國君進獻強國之術，國君就特別高興。」就這樣商鞅被秦孝公所重用，他便大行變法，使秦國很快富強起來。

這其實是從政治上投主子所好。商鞅用來打動秦孝公的那一套強國之術，並不一定是他本人一貫信奉的政治理想。他彷彿像一個走街串巷的貨郎，貨擔裡什麼貨色都有，買主需要什麼，他就賣什麼。由於他能投買主（君上）之所好，所以便很快飛黃騰達。

西漢末年，王莽已經不甘心「屈居人下」了，然而，在以孝治天下、非劉氏不得封侯的劉漢傳統深入人心之際，要想和平演變奪取政權，也是很困難的，只有利用漢人特別痴迷於五行天命說這一時代弱點。而梓潼人哀章，就觀察到這一點，並把握了機會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哀章這人品行不太好，所以很討人嫌，在長安多年，也沒混出什麼名堂。這期間，王莽攝政，長安紛傳他將篡漢家天下，只是在等待時機而已。哀章聽說王莽是個書呆子，崇古不化，於是靈機一動，作了個銅匱，作兩檢，在其中一個刻上「天帝行璽金匱圖」，另一個刻上「赤帝璽劉邦傳予黃帝金策書」。又說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也將順應天命禪天子位予他。同時又在上面刻上王莽將任命的大臣，總共十一名，都封官拜爵，為王輔大臣。

一切準備得當，一天黃昏，他就穿著黃衣持金匱到高廟交給僕射，告之以這是天予之符命。僕射一聽有這事，趕緊報告了王莽。王莽一聽自然大喜過望，沒幾天就親自到高拜受金匱，即「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這就算名正言順地由「假皇帝」、「攝皇帝」變成「真皇帝」了：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流血最少，也是最輕鬆的朝代更迭了—如果把新莽也算為一個王朝的話。

王莽當了皇帝，自然不會忘記立首功一件的「開國功臣」哀章。大封群臣時，他就將哀章連升九十九級，躋身四輔之列。哀章也因之算是中國歷史上升官最快、費錢最少、也最不用費心力的人了。用時髦的話來說，他是準確地把握了機遇，創造了奇蹟。

因此，能夠在上司或者朋友需要的前提下，適當的投其所好，是我們事業上取得成功，生活上贏得友誼的良好途徑。在這一點上，關鍵是要明白對方的「好」所在，搞不好，拍馬屁拍到了蹄子上，被別人倒踹一蹄搞個鼻青臉腫的，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