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古籍大多沒有書名，孔子編訂的「六經」，除了《春秋》外，《詩》、《書》、《禮》、《樂》、《易》的名稱各為後人所加；而且就是《春秋》，也算不了是書名，那時對編年體史書都這樣稱引，這在古書中我們可以常見。

如《國語‧楚語上》申叔時說：「教之以春秋」；《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去魯國，稱見到《魯春秋》」；《墨子‧明鬼》篇：「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孔子的這部《春秋》，是根據《魯春秋》編訂的，所以也就以《春秋》名之，實際上是舊稱沿用罷了。

還有我們現在常接觸到的「子書」，如《管子》、《孟子》等書名也是後人所加，而且同樣沒什麼意義，不過是人名的替代。

秦漢時代，書名略有變化，但仍有些沒有書名，如司馬遷寫的《史記》，開始就是沒有書名的，東方朔讀後，稱他為《太史公》，這實際是對司馬遷在朝廷擔任太史令職務的尊稱。這樣據作者職務安的書名，別人可同意，也可不同意；班固編《漢書‧藝文志》，著錄「太史公百三十篇」。其他一些人，對這本書也各有不同稱呼，如有人稱《太史公記》、《太史公書》，有人稱《太史公傳》等。

後來發現，在這書中，司馬遷泛指列國史書為「史記」的有七、八處之多，且《太史公記》也可省稱為「史記」，於是才定其名為《史記》，但這已是魏晉以後的事了。

漢唐以後，書名漸漸被人們注意，但相當長一段時間，起書名的辦法仍很簡單，一般有以下幾種：

一、以本名作書名：如杜審言的詩集，名《杜審言集》，王昌齡的詩集，名《王昌齡集》等，這類書名用得最普遍，如《諸葛亮集》、《孟浩然集》。

二、以字號作書名：如曹植字子建，他的作品名《曹子建集》；黃庭堅字山谷，他的作品名《山谷集》。

三、以官職作書名：如唐代韋應物曾做江州及蘇州刺史，他的作品就名《韋刺史詩集》。杜甫曾任檢校工部員外郎，他的作品就名《杜工部集》。

四、以籍貫作書名：如唐代張九齡為曲江人，他的作品名《曲江集》。柳宗元為河東（今山西永濟縣）人，他的作品名《柳河東集》。

五、以封號、謚號作書名：如司馬光封溫國公，謚文正，他的作品名《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或《司馬文正公文集》）。歐陽修死後謚「文忠」，他的作品名《歐陽文忠公文集》。

六、以堂名、齋名、室名作書名：如明代湯顯祖家有玉茗堂，他的作品名《玉茗堂全集》。蒲松齡的齋名「聊齋」，他的作品名《聊齋文集》。

七、此外，還有用成書年代作書名的，如唐代白居易和元稹的詩文集編於穆宗長慶年間，故名《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也有以作者住過的地方作書名的，如陸龜蒙曾在松江甫里住過，他的作品名《甫里集》。

以上這一類書名都只是說明本書為何人所作，別無其他用意。

自然，與此同時，尤其是稍後的書，有不少在題名時也講起意義來了，如宋代左圭編有宋人筆記一百種的書，名為《百川學海》，這是借用漢代揚子云的「百川學海而至於海」的語句，意思就是學問浩瀚如淵海。

有時一些書又不止一個書名，如《紅樓夢》，又叫做《石頭記》。之所以會一書多名，原因有種種，其中不乏為人所妄題的，特別是印刷術發明以後的明代更是如此。

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舉了一些例子，如唐代劉肅的《大唐新語》，馮夢禎刻本改為《唐世說新語》；宋代葉夢得的《岩下放言》，商維濬《稗海》本中將它改為《蒙齋筆談》，甚至連作者的名字也被改做「鄭景璧」；郎奎金刻《釋名》，改為《逸雅》。

另外，也有一些人，往往在刻印時將舊本改換名目，以炫耀新奇，有些書商甚至以此來招徠讀者，如《紅樓夢》的另幾個名字，什麼《金玉緣》啦，《風月寶鑒》啦，《情僧緣》啦，《金陵十二釵》啦，等等就是。遇到這樣一些情況，我們除了平時多翻翻書，了解其情況外，似乎還無更好的辦法解決。

現代人著書，書名多種多樣，但聯繫到歷史上對書的題名來看，似乎是各種方法都用上的，這完全由作者的意願來決定。在多數情況下，書名總是說明書的內容的，所以讀者選書，一般也首先從書名上著眼。

（大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