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誠於清光緒三十年到三十一年間擔任中國駐美公使。

一次，就中國的庚子賠款是用黃金還是用白銀一事，他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討論。談話間，海約翰慨歎一句：「庚子賠案實屬過多……」

這一信息立刻被梁誠捕捉。他分析這句話說明了美政府已發現其有關部門，在上報庚子之亂的損失之中有「浮報冒報」的現象。

於是，梁誠非常機敏地放棄了以前的談判戰略，他不放過任何機會，在美國國會及議員中四處遊說美國應退還那些不實賠款。

事情很快有了轉機。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清政府外務部接到梁誠的一封呈函：在交涉過程中，美方探尋，「一旦把款退還中國，中國將作何用？」這說明索回賠款似有可能。

一九○六年初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愛德蒙‧詹姆士，送呈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一份備忘錄，要求美國政府加速吸收中國留學生到美國，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領袖。

三月六日，傳教士明恩溥在白宮也向羅斯福建議，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賠款」在中國興學和資助中國學生來美留學。

他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收穫……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動之下，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贊助中國教育的咨文。

其間，經過梁誠的不懈努力，美國國會終於同意把處置賠款全權交給羅斯福。

一九○七年十二月三日，美總統羅斯福在國會宣布：「我國宜實力援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繁眾之國度能漸漸融洽於近世之文明。援助之法，宜將庚子賠款退贈一半，俾中國政府得遣學生來美留學。」

就在梁誠離任回國的當天，他向清廷最高當局——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上了奏折，報告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