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的千秋之年》講的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日本仍處於「鎖國時期」，日本德川幕府長達兩百餘年的「鎖國」。但所謂的「鎖國」其實並未全鎖，仍對荷蘭東印度公司開了一扇小小的窗口。荷蘭商館雖困處總面積只有三九六九坪的長崎出島，他們的行動都在日本官吏全面監控之下，但荷蘭東印度公司畢竟是唯一被認可的窗口，荷蘭終究還是得到了可觀的貿易利益，而荷蘭回饋的項目中，科學技術以及早期的人文思想則無疑最為重要，它即是日本所稱的「蘭學」。

不自在接觸的史詩

文明的相遇，通常總會有相當長期的摩擦與融合，而日本自從葡萄牙人前來傳教，經過初期的接觸，面對後來的壓制宗教，又到後來的鎖國及蘭學成為窗口，這種不自在的接觸經驗，可謂已大體走完了摩擦融合的全程，從這個意義來看，《雅各的千秋之年》這本著作，未嘗不可以把它想為不自在接觸的一種史詩或作品。

書中那些在長崎出島的荷蘭商館人員，他們實質上等於不自由的囚人，日本官吏對這些外國人的不信任，這都顯示出「島原之亂」教民反抗的陰影仍然留在幕府的記憶中。此外在那個時代，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都因教派利益和商業利益而在日本競爭，這種競爭的軌跡亦散見於本書中。這都見證了不同文明的相遇時摩擦融合的特性。

今天的人們已知道，推動文明相遇甚或全球化的，主要都是教士、商人、戰士及冒險家。十五世紀末，在葡萄牙亨利親王的熱心贊助下，葡萄牙無疑拔得了頭籌。一四八八年狄亞茲（Bartholomew Diaz）首度抵達「暴風角」，後被稱為「好望角」。一四九七年達伽瑪（Vasco da Gama）繞過好望角，到了今天的印度，他的船隊兩年後返回里斯本時滿載著香料等東方貨物，很快葡萄牙人即進入錫蘭、蘇門答臘、暹羅等地；一五一七年抵達中國，設置居留地，一五四四年葡萄牙人勾結中國莠民，甚至還涉及盜竊明孝陵古物，明嘉靖皇帝下令鎮壓，葡萄牙人死八百餘，其餘外國人及教民、莠民死萬餘人。

大航海時代的相遇

葡萄牙人被逐出中國，改而轉往澳門，抵達了日本的平戶。在那個大航海時代，歐洲海上強權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先行之下，後來一五八八年英國大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英國於一六○○年成立東印度公司，荷蘭也於一六○二年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英荷東印度公司在近代遠程貿易的支付及保險、期貨交易、多角貿易等方面都有開創的作用。

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日本、印尼的巴達維亞（今日的雅加達）等地也獲得巨大商業利益，或因日本的貿易利益相對於印度和中國相比實在太小，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對叩關日本不那麼積極，這使得荷蘭東印度公司及日本減少了被征服的風險，這也是《雅各的千秋之年》中，雅各滯留日本十七年，終能全身而退、衣錦榮歸的關鍵！

異文化的相遇，乃是一種緊張不自在的經驗，這種經驗經常會扭曲人們的想像，並產生獨特的異國情調之美。雅各與織斗那種奇特的異國情緣，可說就是種異國情調之美。它不涉情欲，而是一種靜靜的婉約之美，會留給後人淡淡的恍然、若有所失的惘然情愫，這乃是我讀了此書後最大的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