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八六四年，曾國藩攻下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後，世人都驚嘆晚清的那幫讀書人創造了奇蹟，讓一個將死的魚爛政權又獲得了一絲生的氣息。其實，中國歷史上的讀書人，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戰場，而且也一直不放棄以劍報效國家。

被中國人尊稱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的孔子，有一尊長袖大衫，相貌藹然，而又身佩長劍的塑像。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禮」與「仁」，但，孔子一生倡導「禮、樂、射、御、書、數」六藝，這也是當時立身處世的技藝，其中「射」就是指射箭技術。你想，在割據混亂的春秋時代，像孔子師徒那樣到處遊學行說，沒有兩下子也是難以成行的。所以說，孔子會點「武藝」，也不是不能理解的。

春秋到戰國期間，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文化活動的士。他們來自社會各個角落，地位雖然不高，但很多是有學問有才能的讀書人，天文、曆算、地理，各懷其才，更還有政治、軍事方面的傑出人才，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被後世稱之為「先秦諸子」。

此外，還有商鞅、申不害、蘇秦、張儀等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他們各為其主出謀畫策，縱橫捭闔，折衝樽俎，一時之間人才璀璨，那群身兼文攻武略的書生，堪成當時局面的「國手」。沒有他們，戰國就不是歷史上的戰國了。

所以，古代書生可學習的範圍很廣，只要能用於當世、治國安邦，讀書人都可以學，這一學就是士人啦。法、墨、儒、兵、縱橫家、名家、農家、雜家……百家爭鳴，家家都出人才。春秋時「士」的社會職業多樣化，或為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之類，或者在天子、諸侯的宮廷和執政機構中擔任職事官。可見，當時的「士人」是可為文臣，也可以成為武士，才兼文武，就業範圍很廣，因時而定，因事而謀，基本不會失業。

秦末的項羽「少，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史記‧項羽本紀》）。就是說，在兩千多年前，中國士人是要書劍兼學的，並且，項羽先生也是讀過書的，並非「不讀書」。

項羽選擇了「學萬人敵」的取霸之途，但他的骨子裡還是有些讀書人的氣概：看他臨死之前尚且弄了首柔腸寸斷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還有烏江自刎，不都是典型的書生意氣？

到了三國，那些馳騁疆場的將相很少不是讀書人。曹操、孫權、諸葛亮、周瑜、諸葛瑾、曹植、曹丕、司馬懿等等，讀書、打仗兩不誤，照如今流行說法，都可美其名曰「儒將」。可以說戰場上殺來殺去的大指揮官，多半是有文化的。曹操就是一邊打仗，一邊還寫詩、寫兵書。

其實在魏晉時期，還有兩位讀書人十分了得：一是「鍾會」，他書法精湛，作戰更神勇；另一是「衛瓘」，為人正派，學識淵深，智謀迭出，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深得晉武帝讚賞。

當時的文臣與武將是沒有決然分界的，後來的王謝兩大家族，就既是讀書官宦世家，也是捍衛邊疆帶兵打仗的主將。

唐朝李白詩的字裡行間，俠義沛然、劍氣拂拂。此外，還有些被冠為「邊塞詩人」者，他們的志向意趣，就愈加昭彰了。譬如李益就是個典型的邊塞詩人，他在〈從軍詩序〉中說：「吾自兵間，故為文多軍旅之思。」可見，古代的書生在軍旅建功立業也是常事。

宋朝的范仲淹、辛棄疾、文天祥，既是有名的文人，也都帶兵打仗，尤其是范仲淹的仗打得好，打得西夏叛軍心驚膽寒，不敢侵犯邊境，稱他為「小范老子」。他們都道：「小范老子胸裡有幾萬甲兵哩」，而范公的學問更是淵博刻實，有《范文正公集》傳世，並為歷代所看重。

明末大將史可法，也出自一介書生，江山社稷危急存亡之時，一介文臣竟然也擔當起了抵御滿清之師的重任。

宋末文天祥，明季史可法，不同的朝代，一樣的遭遇，國家罹難，前程莫測，而書生卻毅然走上了戰爭前沿。這也許就是儒家對「士為知己者死」的最好詮釋。

於是，當曾國藩帶領一眾讀書人在戰場上鍥而不捨、屢敗屢戰、浴血拚殺，奇蹟般地獲得輝煌戰果時，讓大家刮目相看，稍讀中國歷史，對此也就不足為怪。

「知其不可而為之」，如此形容傳統意義上的書生士人，不乏對他們俠義節操的敬佩。

其實，某種意義上說，古代書生也是一種「俠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鼓吹「仁義禮智信」，既有劍氣的孤寒，也有不屈的韌拔與擔當。「一時龍泉當空舞，七尺衣冠濟國需」，真正的書生，理當如此啊！

名句：「有書有劍有肝膽，亦狂亦俠亦溫文」，當可為古代書生作一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