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某個清晨，我獨自一個人飛往新加坡參加已故台灣導演楊德昌的回顧展，想起上一次到新加坡也是參加台灣新電影的回顧展，兩次的回顧展都是和台灣的新電影浪潮有關。不同的是，上一次是大隊人馬浩浩蕩蕩的來到新加坡，這次，只剩我一個人孤單的上路。在飛機上，我想起了屬於我們共同記憶的那部電影《光陰的故事》。

《光陰的故事》的誕生雖然有點誤打誤撞，可是在那個新的電影形式和內容都蓄勢待發的年代，就像是革命黨員的擦槍走火，一場風起雲湧的「台灣新電影浪潮」就此揭開序幕。詹宏志先生曾經一針見血的形容：《光陰的故事》就像是辛亥革命前的興中會，所有革命黨員都聚集在隸屬國民黨的中央電影公司。這一切，都和中影公司的總經理明驥先生開闊的胸襟和強大的使命感有關。

當時他延攬三十歲上下的段鍾沂、吳念真、陶德辰和我進入決策核心，讓巨大的恐龍換了一個全新的腦袋，於是這隻擁有自己的製片廠、沖印場和好多家戲院的大恐龍就被啟動了。

民國七十一年中影公司聚集了四個年輕導演楊德昌、柯一正、張毅、陶德辰合拍「光陰的故事」，分別讓這四個年輕導演自由發揮編導的潛力。陶德辰的《小龍頭》描述一個害羞內向的小男孩沉迷於恐龍的遙遠世界，在現實生活裡卻無法和同儕交往。唯一了解他的小女孩後來又跟隨父母親移民美國，小男孩只好又躲回恐龍的寂寞世界裡。陶德辰在影片中大量用了隱喻和符號，鏡頭精準而內斂。（所謂「誤打誤撞」就是那年中影片廠引進了恐龍大展，上級指示用恐龍來拍一部電影可以節省成本，於是企畫部門藉機發展成四段式電影，只有這一段保留了恐龍。）

楊德昌的《指望》，是藉由一個正經歷初經的少女暗戀一個大學生，後來發現其實他卻是姊姊的男朋友。

「幻滅是成長的開始」這樣簡單的主題，卻被楊德昌用流暢的運鏡和大膽自信的空鏡頭，拍出了驚心動魄的極短篇。柯一正的《跳蛙》拍出鮮活幽默的大學生的生活，例如主角上課用錄音機錄下老師的講課，其他時間瘋狂的玩著各種社團，最後在一場游泳比賽中找回了信心。柯一正在短短的影片中放進了許多歷史的暗示，包括釣魚台事件、八國聯軍等，展現他企圖批判時局的野心。

張毅的《報上名來》說的是一個早上發生的事情，一對年輕夫婦剛剛搬了新家，在匆忙中妻子忘了帶證件而被擋在辦公室外，丈夫只圍了一條浴巾出門打探不留心被反鎖在門外，想要爬進屋內被鄰居誤認是小偷，痛打了他一頓揍。導演諷刺在慌亂的現代社會中，人竟然失去了證明自己身分的能力，小說家出身的張毅企圖用電影表達對現代人處境的同情。在這部合拍的電影中，四個年輕導演各自預告了他們未來完全不同電影的風格。

由「光陰的故事」做為起點的台灣新電影浪潮，在台灣電影史上最重要的貢獻，是透過電影建構了屬於台灣人自己的身分認同、國族歷史和社會文化，在這個運動發生前，所有傳播媒體還不曾使用「台灣電影」這樣的稱謂來描述在台灣拍攝的影片。 它所標榜的「台灣意識」 比九十年代後的台彎本土化風潮整整早了十年，而且最難得的是，它是不分族群和政治屬性的。

每個人的記憶中都有屬於自己的光陰故事，也許是羅大佑寫的那首歌，也許是那部同名收視率很好的連續劇。而我呢，當然是這部快被世人遺忘的台灣新電影。

（本專欄每周一刊出）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