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這一天的見面已經很久了。或許是有點無形的壓力，就在這一天終於到來的清晨，我做了一個已經很久沒做的關於考試的噩夢。

更精確的說，應該是夢中夢。我走上講台拿了一張化學科的考卷，回到座位後很快寫完了然後放回講台。想一想我好像只寫了第一大項，這時已經快下課了，我偷偷的拿回考卷把第二和第三項胡亂的填了答案，抬起頭來老師已經將考卷收走了，於是我衝出去追老師，想要把考卷放回去。有個同學陪著我去教師休息室看看，老師已不知去向。同學看到我手中的考卷說：「今天考卷有五張，你拿到的不是今天的考卷。」我想「一切都完了」，化學是零分了，這太絕望了吧。這一定是夢不會是真的，於是我從夢中夢裡嚇醒。

我搭著車往台大校友會館參加這個令人期待又害怕的聚會，窗外下著濛濛冷雨，陽光才出來幾天又回到濕冷的冬天，多麼像十六歲那年的夏天，高中聯考放榜時的心情。爸爸跪在我前面痛哭失聲說：「孩子，一切都完了。是成功高中夜間部呀。」就像清晨那個噩夢，我懷疑自己是不是拿錯了考卷？而今天就是四十四年前被命運之神安排在一起的夜間部同學的會面。離開暗無天日的地獄後四十四年，這些小鬼們都還好嗎？我懷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踏進了餐廳二樓。

我望著兩桌頭髮都已略顯斑白的男人（我不願意用「六十花甲老翁」這樣殘酷的字眼），幾乎叫不出幾個名字來。我只好趕快拿著一張從畢業紀念冊上影印下來的大頭照來辨認，其實就是那些大頭照上的少年，我也幾乎想不起幾個來。遺忘或許是讓痛苦減輕最快的良方，我真的忘得差不多了。高中三年換了三次班，二年級分理組和文組，到了三年級而我莫明其妙的選了醫農的丙組，全班只有三十七人。

這時有同學帶頭唱起了改了歌詞的「坦克大決戰」：「夜間部的同學們，我們團結起來…」然後大夥就跟著唱起來，熱血沸騰慷慨激昂，簡直像「義勇軍進行曲」。「這是什麼歌？」我問，大家都笑了：「是你為我們啦啦隊寫的歌。後來還被學校禁唱，說有分化日夜間部情感的企圖。」「對對，那次運動會我也有下去跑三千公尺？」我的回憶終於慢慢甦醒了。「是啊，你還有得到名次，你還邊跑邊向我們的啦啦隊揮手，很騷包的。」「對對。我還有那張揮手的照片。」我得意的笑了起來。「還有何信浩，記得嗎，很厲害的，一個人參加好幾項，為班上拿了很多分。不過他，好像…走了。」「我們班走了三個。還有許鴻文和包澄沛。」負責聯絡大家的李德麟醫生報告說。李允中教授說他本想連絡許鴻文醫生，卻在網路上看到一篇弔祭許鴻文醫生的文章。李允中教授紅著眼說，他本想去鞠個躬卻晚了一步，畢業後他們還常常通信的。

這真是一個遲來的同學會啊。或許大家都近鄉情怯吧。我看著同學們遞給我的名片，有的是在日本大阪開業的醫生，有的去了大陸經營醫院，更多的是在台灣開牙科診所的醫生，也有在台灣大學任教的教授。大家也都還沒退休，這些從黑暗地獄爬出來的小鬼們啊，他們並沒有「一切都完了」，大家都還活得那麼生氣蓬勃的。

「你會做考試的噩夢嗎？」我問當時的班長黃傳雄醫生，他瞪大了雙眼說：「當然會，還常常嚇醒呢。」

（本專欄每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