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家遨遊於精神領域，習慣把包括自己在內的人類主體，置於廣袤的宇宙之間，尋找生存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

宋代理學家「內省而廣大」的思維特點，不僅表現在對天人關係的探討上，也表現在獨立思考的精神崇奉上。以北溪先生陳淳的〈枕屏銘〉一文為例，表面是在說「枕」與「屏」，其實以此戒警：

枕之為義，以為安息，夜厥寧躬，育神定魄；屏之為義，以捍其風，無俾外人，以間於中。中無外間，心逸體胖，一寤一寐，一由乎天。寂感之妙，如晝之正，可通周公，以達孔聖；夜氣之清，於斯以存；仁義之良，不復爾昏，咨爾司寐，無曠厥職，一憩之樂，實汝其翼。(《北溪大全集》，卷四，頁九。)

「枕」的作用是讓人休息安神的，「屏」則用以擋風。看似平常之物，卻在陳淳筆下被賦予高度的意象。從枕、屏的寤寐間，可知天地寂感，並通達周公孔子等聖賢，可見說理意味濃厚。

宋學做為一個新儒學，其探索的一個主要命題，是人在自然天地之間、社會人倫關係之中的地位和使命，重視人「與天地參」的自主自覺性。

所謂內聖工夫與聖賢氣象，皆是強調「仁義禮智信」的五常關係，使人在內省修養中臻於與天合而為一；正因為如此，其天人之際的睿智思考也反映在文學的重理情節上。而且，從這篇銘文可以看出，陳淳在理性的意識層面上，嚴肅而認真地體驗天理，冀欲理解天理與人心的必然關係與聯繫，乃是通過人文意象表現出對於現實的關注與人生的思考。又如〈賀傅寺丞喜雨二十六韻〉中有一段寫道：

人解戚容為驩忻，歲轉凶兆為豐阜，從知天人本一機，氣脈流通有如許。(《北溪大全集》，卷二，頁十三。)

本詩寫作背景是由於當時久未下雨，在烈陽熾熱下，田野焦枯、新秧乾萎，農民及太守均心急如焚，如傷體痛心般難受。所幸久旱逢甘霖，萬物得以滋生。陳淳將此豐阜情形歸於天人一機之故，認為天人之間彼此生氣相通，因上天有所感以致降雨予民，蘊含民胞物與的精神。

由此可知，由於擁有「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學思維境界，因而影響文學創作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