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十三所大學五千餘學生在天安門集合，隨之遊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中，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要求軟弱的北洋政府，不可於「凡爾賽和約」簽字，史稱「五四運動」。

胡適、魯迅等思想家紛紛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他們提倡白話文，批判傳統儒家禮教思想。陳獨秀、胡適等在蔡元培任校長的北京大學中任教，北大也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基地。「新潮社」是五四前夕出現在北大的學生社團，發行人包括傅斯年、羅家倫。遊行前，羅家倫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立下兩大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外爭強權，內除國賊」，成為五四運動的中心口號。

所以，五四是九十年前的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一場政治運動、一場科學與民主奠基的文明運動、一場文學運動，更是一場知識學界與青年們風起雲湧、澎湃激發的運動。遙想九十年前，能無感乎！

民國四十七年十月，「五四」代表人物胡適先生就任央研究院院長，他在典禮上說：「那時（五四），我覺得世界上兩、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個時候，我的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擁護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我要說這樣的話：把抽象的名詞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了；偶像化了，便會盲目的崇拜。當時我的朋友陳獨秀因只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生活的方式。」

胡適對五四的定調，今日讀來仍震耳欲聾，五四追求民主，但是民主不只是理念，更是生活方式；民主不只是權力，更是一種生活習慣，這正是五四的問題所在，五四雖高談民主，卻少討論少實踐，喪失從學理中建立民主制度機會。

那麼我們在九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真正懂得了民主嗎？真正讓民主落實成全民的生活方式嗎？簡單的說，九十年後我們沒有將民主變成一種正確的生活的方式，反而操弄成一種民粹主義。民粹的特色是非理性反知識，一旦失去了理性包容，民主就只是獨裁的一種包裝；一旦失去了知識基礎，民主就只是權力的一種操弄。

九十年前，胡適與李大釗針對民主，曾經有過一系列辯論，後來胡適在雜誌上刊登文章，題目是「多談一些問題，少談一些主義」。今天台灣的問題就在這裡，大家都不談「正事」，不就事論事的理性思辨，任何事都先貼標籤，討論無限上綱到意識形態。民主應該是多談一些問題，少談一些主義；多談一些民生，少喊一些口號；多談一些國計，少貼一些標籤；多談一些應興應革，少說一些意識形態。

在「五四」九十周年的日子，我們應該真正反省民主價值，一起拒絕民粹主義、建立優質民主

；拒絕謊言、建立理性包容；拒絕撕裂、建立族群和諧；拒絕操弄、建立人間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