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多年前的學童陸正遭綁架、撕票案，日前高等法院更十審判決，主嫌邱和順被判處死刑，還可以上訴最高法院，距全案定讞仍遙遙無期。昨天報載，發生於民國六十八年的一銀押匯案，二十八年後才無罪定讞。

法諺「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除了陸正案主嫌邱和順聆聽更十審判決後，大罵「爛司法」外，陸正的父親亦備感無奈；而一銀押匯案的三名行員更經歷更十二審、二十七個級及一百零七位法官審理，由壯年就「流浪法庭」到白髮蒼蒼，難怪調查的監察委員都譴責「罔顧司法人權、侵害當事人基本人權」。

問題出在我國的司法訴訟，先前既未厲行交互詰問制，縱使目前還是半弔子，真相在一、二審始終曖昧不明，縱使經過審判程序也不夠嚴謹，其中頗多商榷之處。

正因如此，最高法院以法律審地位，無法審理事實的理由，每每以高等法院審理疏忽，未能查證清楚相關事證，發回高等法院更審，不但浪費時間，而且隨著年代久遠，真相更加難明，無從究辦。

如果能在第一審，就將所有事證查清楚，就不會衍生後續一連串困擾。筆者曾參與新加坡仲裁案，雙方當事人皆把相關事證，當作呈堂證據，讓三位仲裁人隨時驗證，凡經過此種嚴謹程序，就沒有遺漏之處。

所以最大的問題在於台灣司法審理粗糙，法院每次開庭問案的時間不足，判決當然掛一漏萬，下級審沒有善盡把關責任，然後再把困難丟給上級審，極不負責任。

而最高法院則以「發回」為能事，而人民淪為最大的輸家，卻沒有救濟途徑，司法麻痺莫過於此。

朱劍知（台北市／法律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