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在質詢時，提出台北市國中國文考題，充滿艱深難解的冷僻題。這種鑑別度低的古文考題，與最近「九八課綱」的國文科中文言文比例的爭議，點出了目前國文教育的核心問題：「要培養中學生怎麼樣的國語文能力？」

現在許多中學生在國文、作文程度低落，不知道如何妥善運用文字，或用語言表達自己想法，加上電腦網路發達，次文化字眼充斥，造成學生作文或說的話，都有許多火星文，這當然與閱讀習慣、能力有很大的關係，增加文言文比例與教學時數，雖是解決的藥方之一，但是到底是不是良藥苦口，還得看有沒有開錯的藥方。

民初，胡適先生倡議白話文運動，提出「我手寫我口」作為更新中文、擺脫中文淪為八股文的囚徒的原則和方法，但「我手寫我口」僅是表達能力演繹的第一步，能不能藉書寫而達到與人溝通，才是最終目的。

從白話文運動的意旨來看，如今的火星文也是白話文，在香港報章通行的粵語文字，與台灣某些台語書寫，也是白話文的一種，但與出現在考題過於艱深古文一樣，僅通用於少數群體，失去了對象廣泛的溝通功能。

「搶救國文聯盟」發起人余光中對文言文爭議曾表示，經過幾千年演變，現代人說話、寫作已不會通篇文言文，但文言文仍以成語的方式保存下來，成為「白話文的潤滑劑」，就像「隨身攜帶現鈔」，成語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往往能收畫龍點睛之效，這是文言文的現代價值。

艱澀的古文教材，顯然不具「白話文的潤滑劑」的功能，應該留在學院研究，不適合出現在中學生的教材、考題中，否則缺乏現代意義，除了炫耀出題者的國學造詣外，恐怕會影響學子的學習興趣與意願。

不論教育部的國語文教育決策為何，我認為，除了培養學生「我手寫我口」的基本溝通能力外，「我口說我心」才是國文寫作及訓練思考能力的最終目的，編選教材及出題者，豈能不慎？

楊諮宜（花蓮市／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