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鈞堯

怎麼認識怡同學的？我忘記了。不該忘記的，她曾陪我採訪金馬獎名導，當天下午，我們相偕走出景美捷運站，按圖索驥找到工作室，進入大廳一看，名導安坐沙發居中位置，左右沒有人敢坐，劇組人員或站著等待我們進入，或坐在隔板後忙著宣傳細節。

我們一起欠身致意。我很快高聲打招呼，驅除現場濃厚的導演權威感。

怡同學沒在怕的，慢條斯理拿出記事本，不一會就掌握訪談節奏。

台北國際書展有一度舉辦書籍與製片媒合大會，我的書籍送審通過，出版社編輯根據我提供的文本，製作大綱，但歉然地說，她英文不好，媒合大會需要中英對照。誰可以幫忙呢，我想到怡同學，於是一套中英對照的大綱出爐，她且與我一起參加「集訓」，如何在五分鐘內，扼要且精采地傳達劇本精髓。

再有一次，結束某訪談，我們一起出台大醫院站，她左搜右尋，手機呢？似乎遺落在一起小歇的月台長椅上？火急尋覓，終究沒找到，問站務人員，也沒有遺物招領，只好一同進派出所報警。

怡同學與我經歷諸多事務，我獨獨忘記怎麼認識的。

二○二四年左右，怡同學陸續獲得台北市、時報文學小說獎項，我收到得獎叢刊，才知道竟是怡同學。

我寫信到斷訊多年的信箱，她感謝我，在當時她的找路期間，給她文字的水源，她到歐洲留學，不忘記遠方的上游，回台灣後水源接續上了，不只是水管，而是一座水壩。

她的國藝會提案，新鮮有趣，台大法律系背景，腦袋迴路果然不同。出版的小說集，我預料很可能獲得台灣文學館蓓蕾獎。怡同學從當年的「小跟班」而今變成可敬的同行。我翻閱她的小說，學著，當一名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