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ＡＩ）滲透速度驚人，正在席捲職場。美國各大科企最近都在裁員，印證ＡＩ技術已從「效率工具」轉向「勞動力替代」。如何應對ＡＩ造成的失業焦慮，開始從科幻想像進入到政策探討。

全球首富馬斯克提議，透過聯邦政府發放支票實現「全民高收入」（Universal High Income，ＵＨＩ），作為應對ＡＩ造成失業問題的方法。美國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台裔企業家楊安澤曾提出「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構想，以因應自動化科技帶來的勞動力市場挑戰。

OpenAI執行長阿特曼（Sam Altman） 則呼籲設立公共財富基金（American Equity Fund）。

馬斯克、楊安澤及阿特曼，三人的主張各有千秋，但都指向了類似的「政府派錢」方案。

馬斯克一直是「全民基本收入」（ＵＢＩ）理念的倡導者，早在二○二○年他便公開支持楊安澤提出的「自由紅利」，最終修改稱之為「全民高收入」 。他認為，隨著ＡＩ與人形機器人的技術成熟，絕大部分的「體力勞動」與「重複性腦力工作」都將被取代。

當人類不再需要工作時，會面臨嚴重的心理調適，大規模失業更嚴重威脅社會穩定。

但另一方面，當ＡＩ和機器人能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生產商品、建造房屋、種植食物，且不需要勞健保或薪資，這將導致商品與服務的成本趨近於零，使得社會財富的總量大幅膨脹，足以支撐所有人過上高水準的生活，而不僅僅是溫飽。

馬斯克的ＵＨＩ提案本質上是一種「科技樂觀主義」的終極展現，這種模式假設ＡＩ能完全解決供應鏈問題，而在沒有傳統勞動力的情況下，如何通過稅收（如機器人稅）來支撐龐大的財政支出，目前仍缺乏足夠依據。

楊安澤提出的「自由紅利」更像是一種建構社會安全網的緩衝機制，其資金來源主要通過徵收增值稅（ＶＡＴ）。

楊安澤認為，科技巨頭從大數據和ＡＩ中獲利，卻未支付相應的社會成本，應通過稅收將財富重新分配。

至於阿特曼提議的「公共財富基金」：股權共有制，則採取了「資本主義手段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思路。

他建議設立一個基金，強制要求估值超過一定規模的公司每年將其價值的百分之二點五以股份形式注入基金，同時對土地徵稅。基金的收益（股息與增值）自動分配給公民。

這種做法讓民眾不僅是「領救濟金的人」，而是成為了ＡＩ時代的股東。當ＡＩ公司獲利越高，民眾分到的紅利就越多，從而化解民眾對ＡＩ奪走工作的仇恨情緒。

綜合觀察這三種意見，反映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即人類社會的財富來源正在與「人類勞動」脫鉤，並從「勞動價值論」轉變到「分配機制論」，他們的提議就是在為「後勞動時代」鋪路。

但當「工作」不再是獲取資源的唯一途徑時，人類將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果不需要為了生存而工作，我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這恐怕不是ＡＩ技術所能解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