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鄒敦怜

很多年前的學生回國，順道來看我。她晒得黝黑，一頭俐落的短髮，眼神炯炯有神。她是我曾教過的高年級學生，母親則是我隔壁桌的同事。從低年級開始，她就常常搬著椅子，坐在我和她媽媽中間寫功課。

那位同事剛過世，事業在海外的她，專程為了處理後事回國。我正想安慰她什麼，她卻淺淺的說：「老師，其實，我媽媽走了我也算放下了……」說這些話的時候，她的眼神有些許落寞，卻也有些許輕鬆。

她開始跟我說起那些我不知道的過往。

她說，有次在課堂上，媽媽問全班：「『腳』怎麼寫？」第一名的小女生站起來，辮子一甩，筆尖在黑板上刷刷作響──「月」旁邊加了「阝」。媽媽看著那字，臉上的弧度一點點往下沉。小女生被叫去後面，罰站。

第二個同學上去，寫了一樣的錯字，跟著站到後面。接下來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一整排小兵似的孩子，一個接一個被派遣到教室後方。黑板的粉筆渣子還在顫抖，教室裡卻愈來愈安靜，緊繃得像將破的皮鼓。

輪到她的時候，心臟像小鳥在籠裡亂撞。她低著頭，不敢對上媽媽的眼。小手緊握著粉筆，腦海裡卻一片空白。她僅僅寫出了左邊的「月」，右邊卻怎麼也拼湊不全，最後那一筆該是「卩」嗎？還是「阝」？

「啪！」一聲，藤條比思考更快。她的字沒寫完，身體先感受了火辣辣的抽打。那抽打不只一下，她彷彿代替了所有寫錯的人挨打。

「我努力不哭。不哭，就不會引來更多目光，就不會丟臉。小時候的我就知道一個殘酷的祕密——沉默也是一種求生方法。」

同事嚴謹又認真，對自己唯一的女兒更是毫不放鬆。那個年代，信奉「愛之深，責之切」，我只能安撫她：「妳媽媽真的很嚴格，但也因為這分『虎媽』精神，把妳教得這麼傑出……」

學生的笑容很複雜，似乎欲言又止。隔了好一會兒，她才繼續說：

「告別式時，有幾位小學同學來。有人提到讀高中時學到『霸凌』這個詞，當時他們想來找我媽媽算帳，替我出氣。只是後來發現我不在家裡，謠言傳著我不知被送到哪去了，甚至有人猜測我被母親打死了……面對這樣一位恐怖的嚴師，即使他們長大了、人多勢眾，卻誰也不敢真的動手。」

學生悠悠的補充著：「我以為自己能忘記的『丟臉』，其實一直活在同學的記憶中。」

我想起高年級的她，時不時都會在大熱天穿著長袖。那些她想藏起的記憶，卻活躍的存留在很多同學的腦海中。「我現在的表現，媽媽絕對挑剔不出半點毛病，但是她卻……」學生說著說著，終於落下了眼淚。

如同她還是小學生一樣，我摟著她，拍著她的背，什麼也說不了。她一直想打敗的「敵人」是自己的母親，而這個「敵人」，偏偏提早宣布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