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後，各種長照、財產分配、再婚、看護與雇主關係變化等案件愈來愈多，情況也愈趨複雜。日前「百歲人瑞娶看護」的新聞事件在社會上引起熱議，映照出的不僅是法律層面的財產繼承問題，更是超高齡社會面臨的照護困境與家庭考驗。

新春本該是家庭團聚和樂的時節，但日前台北市一家醫院門口卻爆發「搶人大戰」，十位子孫和一位看護相互爭奪坐著輪椅的百歲人瑞，還爆發肢體衝突。事情鬧上新聞後，大眾才知道，這位高齡一百零二歲的老先生，名下有八億元財產，今年初剛與照顧他近二十年的看護祕密結婚，老先生的子孫不但被蒙在鼓裡，「繼母」還不准其子孫前來探視老先生；結婚不到一個月，老先生名下的財產已有二億元被轉移到看護及其子女名下。

如此情節應該不會只是單一個案，只是這位老先生的歲數、與再婚對象的關係（長期的看護）、財產金額龐大等等實在太戲劇化，而引發關注。

許多長者在配偶過世、子女長大離家後，身心狀況逐漸發生變化。如果身體不適，需有人長期照顧，不少子女便將照顧責任完全丟給看護，自己鮮少探視。此時，每日貼身照護的看護，往往成為長者少數或唯一的心理與情感依靠。如果長者的心智或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外部的照護者就容易有可乘之機。

在法律上，成年且具行為能力的長者，當然有結婚與處分財產的自由；但問題在於，當事人是否真正具備清楚、穩定且未受不當影響的自主能力。高齡者可能出現失智、判斷力下降或依賴心理；而外界往往難以即時辨別。若未事先設立監護或輔助宣告機制，亦未規畫信託或預立財產安排，一旦爭議爆發，往往只能透過事後訴訟釐清，既耗費心力，也加深家庭裂痕。

子女的角色亦應該反省。部分家庭在父母尚具行動能力時，未及早討論財產規畫與照顧安排；待父母年邁、需人全天候照護時，才對財產變動高度敏感。若子女平日疏於陪伴，僅在財產處理問題積極介入，恐怕也難以獲得認可。如何在保障長者權益與避免照顧剝削之間取得平衡，是任何家庭須面對的課題。

可見子女們與其在事件發生後才來對簿公堂，不如在長者尚清醒自主時，即建立清楚的法律與財務安排。例如透過遺囑、公證、意定監護、家族信託等方式，明確界定財產與權利義務分配；醫療決策亦可預立自主醫療決定書，減少日後爭議。

政府方面，則應強化高齡者保護機制與通報制度，提高金融機構對高齡異常交易的敏感度，儘量在第一線預防或減少引爆家庭財產糾紛的憾事。在制度的設計上，如何在「防止不當影響」與「尊重自主決定」之間建置適度界線，讓高齡者的晚年生活能兼顧尊嚴、安全與自主，也讓家庭與子孫們能比較從容面對繼承與照顧議題。

超高齡社會的挑戰，不只是照顧人力不足或財產分配紛爭，更是家庭倫理與法律制度如何妥為調適的問題，甚盼各界關注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