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來，匯率已成為台灣企業最關切的經營議題之一。從英國《經濟學人》到美國智庫，都針對台灣是否刻意維持一個偏低的匯率，以維持出口競爭力提出質疑；實際運營上，去年五月的新台幣狂升潮，不僅挑戰三十元的匯率關卡價位，全月累計升值超過二元、升幅近百分之七，不僅寫下逾三十六年單月最大升幅紀錄，還同步吃光許多企業開年以來的經營成果，而開始認識避險的重要性。

學界與實務界都對匯率感到關心，讓新台幣對美元的合適匯價，成為討論的熱點。外匯市場匯率價位的決定，既有供需雙方的拉鋸、央行必要時的干預，還受到外資常態性的匯進出、美國貨幣政策的決策，乃至人民幣與日圓等主要亞幣走勢的影響，變數既多且複雜，短期價位很難找到一合理水準，只能掌握其趨勢，並進行風險的管理。

大方向來看新台幣走勢，有一不容忽視的現象須特別注意：去年新台幣開年以後的表現，原本一直是亞洲最弱的貨幣，直到五月風雲變色，搖身一變成為全亞洲最強的貨幣，單日升值金額以元計。換句話說，一直予人相當穩定觀感的新台幣，已發生極大的變化，橫向的與主要亞洲國家貨幣對比，波動相對劇烈；縱向的跟自己往年的表現相比，波動幅度同樣有明顯放大的跡象。

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因素，來自與美國的各種互動關係。台美關稅談判發生之初，美方施壓的主要理由，即與新台幣匯率有直接關係，美方主張台灣對美擁有龐大的貿易順差，是透過刻意把新台幣匯率壓低，以便宜的價位擴大對美出口，盡可能的把美國人口袋裡的錢賺到手，因此主張新台幣有龐大的升值空間。

關稅談判之外，美國財政部也設下操縱匯率三道紅線，為避免被點名為匯率操縱國，我央行在外匯市場變得相當克制，除非必要，基本上多隨行就市。面對一個波幅擴大、可升可貶的匯率，我們除了做好接受的心理準備外，也應透過以下做法緩解可能的衝擊：

首先，既然主要壓力來自美國，加強與美方的溝通至為重要。央行與美方如何溝通，外界不得而知，如果從美方要求干預匯市的資訊揭露時間，由半年縮短為三個月來看，至少這種態度稱不上友善。

此時，除照單全收對方的要求，也要盤點手上適合的交涉工具，例如台灣外匯存底持有的美債數量相當龐大，個別企業購買的美債部位也極為可觀，應可成為談判時應用的工具之一，適當適時的展現實力，才能緩和一路被壓著打的困局。

其次，匯率波動大避險需求自然提升，但從企業回饋的意見來看，雖認同避險但也抱怨成本偏高，因此徵詢者雖眾、實際行動者少，成為兩難的局面。但這種觀望的態度很危險，去年上半年許多企業因升值而血本無歸就是教訓，避險已是非走不可的一條路，不能因目前看似風平浪靜，就想賭上一把。

至於具體做法，或可比照關稅談判時提出的保證機制，由政府補貼降低成本，提高企業安排避險需求的意願。畢竟匯率已是經營面的重大變數，也很難指望以前偏於貶值又相對穩定的情況再現，利用補貼搭配金融機構協助避險，才是面對此一重大變數的正確態度，政策面應提供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