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如意

歷史洪流中，讀書人不只是知識的承載者，更是推動時代前進的重要力量。所謂「自覺精神」，指的是士人從內心深處意識到，讀書與做官不僅為了個人前途，更應對國家與天下負起責任。這樣的精神，在宋代逐漸成形，並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政治與思想走向。

士人的角色歷來幾經轉變。春秋戰國時，游士奔走列國，衝擊既有制度；兩漢以儒學奠定文治傳統；魏晉南北朝則由門第士族主導，政治逐漸流於空轉。到了宋代，士人重新透過科舉進入政壇，成為國家治理的中堅力量，文教之盛，前所未有。

然而，宋代早期的士大夫多半仍顯得保守。外患來臨時，有人主張退讓遷都；局勢稍穩，又傾向維持現狀，養尊處優。真正的轉折，在於士人內部逐漸出現一種新的自我要求──不再只求安穩仕途，而是開始思考：「我能為天下做什麼？」

北宋名相范仲淹，正是這種自覺精神的代表。他出身清寒，曾有「斷薺畫粥」的苦學經歷，深知民間疾苦，因此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政治理想。宋仁宗慶曆年間，范仲淹推動新政，並上奏著名的〈十事疏〉，期望整頓官場、改善財政，減輕百姓負擔，達成「攘外必先安內，富國必先富民」的目標。

仁宗起初全力支持，但改革觸動既得利益，使長期享有寬鬆待遇的士大夫群起反對，最終迫使范仲淹離開朝廷，新政也隨之中止。

不到三十年後，王安石再度推動改革，史稱「熙寧新法」。與范仲淹著重吏治不同，王安石更著力於制度與財政，試圖迅速謀求國家富強。然而，新法偏重開源斂財，推行過急，不僅增加行政負擔，也忽略地方實情與彈性，導致政治對立日益加劇。

王安石性格剛直，不善調和人際衝突；宋神宗又不願輕易放棄變法，使民力無法充分休養，在此情況下，外患反而加深。神宗去世後，新法遂告終止。

後世常以簡化的方式評價這兩次變法：認為范仲淹屬於儒家，重在治人，其反對者被視為小人；王安石近於法家，重在治法，而反對者則被稱為當代君子。然而，無論成敗，兩場改革都承載著高度的理想性，並共同構成宋代所謂的「新學」。這條思想脈絡，後來由朱熹加以整理，其《四書集注》更成為往後三代、長達七百年科舉取士的核心依據。

制度或許失敗，其精神卻未曾消失。范仲淹與王安石所展現的，正是宋代士人最珍貴的遺產──對天下的責任感，以及願意為理想承擔代價的勇氣。這種做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所凝聚而成的自覺，也持續被後世讀書人承繼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