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兩位國際級的企業家有些主張或行為，同時成為社會討論焦點，一是台灣首富鴻海集團負責人郭台銘在訂婚當天，宣布身後將捐出個人財產的九成，做為投入社會公益之用。

另一是「半導體教父」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一再主張開徵富人稅。這兩位企業家的表現，對重建台灣成為公平、公義的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

先談郭台銘，一年多前，這位甫喪偶的台灣黃金單身漢每每登上媒體時，多是和名模熱舞、知名女星的緋聞。當時「郭董」予人的印象，坦白說，可以用「財大氣粗」來形容，社會普遍對他並沒有很好的風評。之後，郭台銘大手筆捐贈一百五十億給台灣大學，其中很大一部份是用來興建醫院和質子中心，兩者的目標都針對癌症治療。

這筆國內大學有史以來最高額的捐款，顯示這位台灣首富對金錢的價值，以及個人財富的運用方式，有了全新的體認。至於今年七月下旬有關捐出個人財富九成的驚人宣示（估計僅他擁有的鴻海集團股票，目前市值便高達新台幣九百七十餘億），更讓人對他刮目相看。巨額捐款固然有遺產稅的考量，但九成的財產非戔戔之數，這其中顯示了「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回饋之心。

其次，我們看到張忠謀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出政府應該開徵富人稅的主張，並具體提出以年收入三百萬為起徵標準。「富人稅」在各國都是勞工階級的主張，甚至被視為一種極端的反商主義。而張忠謀本身及他的企業鉅子朋友們，正是課徵富人稅的第一目標。他何以會鍥而不捨的提出這種不利於自己財富的主張？

有媒體報導，張忠謀是有感於台灣在過去幾年中，社會Ｍ型化的發展益趨激烈，貧窮不只存在於社會底層，更向上蔓延，以致台灣社會增加了更多的新貧階級，並因此衍生諸多社會問題。當一個曾經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發展中國家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這種現象是不應該出現的。

或許是回應企業界的呼籲，馬政府在本周提出第三次賦稅改革初議，重點之一就是富人稅，而且，不僅對富者增稅，並且更進一步的要向下減輕稅負，綜合所得稅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一以下者，全面調降稅率，如果實施，將有三百六十萬戶受惠！這些受惠者正是所謂的受薪階級，他們靠著一分朝九晚五的工作，辛苦掙得生活所需，但相對沈重的稅賦負，卻讓他們承擔了國家百分之七十五的綜合所得稅收入！更不要說，因為通貨膨脹之故，今年前五個月，實質薪資所得是近三十年來的新低！

郭台銘的大筆捐贈，在救貧扶弱上，有擴點為線的作用，我們希望郭台銘的行為，能產生拋磚引玉的效果，讓今後有更多企業家將個人財富轉化為社會資源。而張忠謀主張的富人稅一旦實施，更是國家以政策工具發揮平衡貧富差距、落實社會公義的有力行動。當兩位傑出企業家以令人敬佩的言行，為自己塑造更正面的個人形象時，社會、國家也將因此而受益，確是兩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