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賽夏客

兩千多年前，周公制禮作樂，孔孟發揚仁義精神倡導儒學，它就像一條波瀾壯闊的河流從歷代人們眼前流過，每個人都想為這條河流留下智慧結晶，甚至加油添醋、曲解儒學，也讓後世對儒家有莫名的誤解。

如王莽是道地儒生，他想篡漢奪權，但沒有正當性，就製造「讖偽」，謊稱身邊出現異常天象，祥瑞之光降臨，暗指天意要他當天子。劉秀打下天下後，也患上大頭症，要尹敏為他整理這類造神事蹟，尹敏勸之不從，就在書中加了句：「君無口，為漢輔。」問皇上：「難道你憑這句話，就要任命我當宰相嗎？」這些光怪陸離的詭譎神怪，並非孔孟之學說。

然而，儒學確實有兩大嚴重缺口，一為缺少宏大視野的宇宙觀，另一是對超越生命的生死觀避而不談，只關心眼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難怪司馬談對儒家下的定義是：「安定社會秩序可以，其他事情都捉不到重點，在緊急時派不上用場。」

以劉邦為例，一介武將，哪會把儒家看在眼裡，登基當皇帝時，朝廷殿堂上群臣飲酒作樂，亂無章法。有人於是建議劉邦請來山東儒者，前後花了兩年餘制訂朝廷規約，從此君臣關係井然有序。劉邦這才明白，儒生雖然手無縛雞之力，但安邦定國確實有其效用；到了漢武帝時，更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許慎《說文解字》：「儒者，柔，術士。」指一個柔弱的人，肚子裡還有一點東西；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個「工具人」。如辦喪事不知禮節，找儒者來主持；孩子不學無術，就請儒者來指導；皇帝治理天下，亦可任用儒者來輔佐。不是東家的僱員，就是皇權的附庸。雖然如此，社會卻不能沒有這種人，因而在百家爭鳴時，儒家方能出類拔萃，獨占鰲頭。

然而到東漢時，引入了境外的佛學。所謂「佛」，乃是「覺悟的人」，並非裝神弄鬼；而且，佛學能詮釋宇宙觀與生死觀，在六方之外談三千世界，在生命終結時談輪迴轉世，解決了人們心中的困惑。不像儒家「未知生，焉知死」、「不事人，怎事鬼」，總是避談生死問題。

相形之下，佛學的範疇似乎比儒學更勝一籌，因而一時風起雲湧。就連宋朝大儒歐陽修，也在晚年時自稱「六一居士」，結交道士解惑，過世前還借來《華嚴經》，讀了八卷才溘然長逝。而儒學的宇宙觀，則相對晚至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才描繪出其模型。

至於范仲淹最大的貢獻，則是在儒學跌入谷底時，寫下氣勢昂揚的〈岳陽樓記〉。他認為，儒者應超越君臣關係，懷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以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達、「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情操，而不再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讓儒學的發展出現了轉折與提升，也彌補了原本的缺口。

總的來說，從〈岳陽樓記〉可以看出一名士大夫的恢弘氣魄──應以天下為己任，不再局限於皇權附庸，也不是只有仁義道德的說教，更不單看重外在行為的人際關係；而是能直達內心的情感底層，讓心靈有所寄託。儒家思想得以延綿至今，范仲淹可說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