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佛光山副住持、南華大學榮譽教授）

在上周的文中，我明白地指出，「安樂死」與「醫師協助的自殺」在本質上就是「自殺」，區別只在於執行方式而已！這裡再扼要地補充說明：「安樂死」的執行，是由醫師主動為意欲結束生命的病人注射致命藥物，而「醫師協助的自殺」則是由醫師提供致命藥物給病人，而由病人自行擇時擇地服用。兩者都是以人為加工的方式，結束病人的生命。如果這還不是自殺？那要怎樣才叫自殺？我還特別引述了極力推動自願性安樂死的著名作者韓福瑞（Derek Humphry），他在其著作中就坦白聲明，絕症病人經過慎重的考慮而終於決定自殺，進而尋求「安樂死」或「醫師協助的自殺」，這是一種「理性的自殺」。我也分析了，為什麼「安樂死」與「醫師協助的自殺」會應運而生，而且會有廣大的「市場」及「顧客」的原因。

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在實際執行上衍生的諸多弊端

許書華醫師在她的臉書貼文中，對於「安樂死」的認知與理解，有好幾層盲點與誤謬，上周我已經點出問題，現在繼續做進一步的解析。

許醫師並沒有做功課，也沒有客觀如實去了解，那些已經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在實際執行層面所衍生的種種問題與嚴重弊端，才會一廂情願而且非常天真地以為，「合法安樂死」的執行，「需醫師等專家多方評估，證明患者意識清楚、無外部壓力、知情自願，才可合法執行」，這和我的認知與理解截然不同。我不知道許醫師膽敢這麼說，有什麼客觀事實或文獻上的根據？而我所說的是有憑有據的，我於二○一七年十二月至二○一八年三月在《人間福報》連續十四周發表〈「安樂死」其實是非常愚蠢的死法！——您所不知道的「安樂死」真相〉這一系列專欄文章，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搜尋相關資料、書籍，認真地研讀、消化之後才撰寫的。

在此介紹兩篇我研讀過的文章給許醫師和各位讀者參考：第一篇標題為“A Legal Challenge to the European Culture of Death：The Rights of the Survived”（〈歐洲死亡文化的法律挑戰——遺族的權利〉）的訪談報導及評論，是由伊朗裔的美籍記者Sohrab Ahmari撰稿，於二○一七年十一月十日，發表於美國的“Commentary Magazine”（《評論雜誌》）網路版。第二篇標題為“Doctors Killed His Mom Because She Was Depressed. Now He Speaks Out Against Euthanasia”（〈醫生殺死了他的媽媽，因為她患有憂鬱症。現在他公開反對安樂死〉）的報導與評論，是由美國資深新聞製作人Kelsey Harkness撰稿，於二○一五年一月二日，發表在美國“The Daily Signal”網路版，上述這兩篇文章的內容都涉及同一樁發生在比利時的「安樂死」爭議事件。

我概要簡述一下這一樁「安樂死」爭議事件的背景：湯姆‧莫替爾（Tom Mortier）是位比利時魯汶大學的化學教授，他的母親后德里娃‧蒂‧婥伊爾（Godelieva De Troyer）長期患有憂鬱症，但從未罹患惡性腫瘤或癌症等絕症或病痛，卻於二○一二年四月十九日，在未告知家人，也沒取得家庭支持的情況下，逕自向在比利時居領先地位的「安樂死」倡導者暨提供者溫．狄斯特曼（Wim Distelmans）醫師申請並接受安樂死，享年六十四歲。

莫替爾完全被蒙在鼓裡，他是在事後接到醫院電話，通知他到太平間認領遺體才知道母親已經過世。他深受震撼、打擊與創傷，因而開始調查母親安樂死的過程。在無法於比利時國內取得法律救濟的情況下，莫提耶與其律師向「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簡稱ECHR）提出訴訟。他們由「捍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協助提告，主張比利時的安樂死法案已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二條保障的生命權。他們認為，由於國家未能妥善監督與規範，導致「安樂死」的濫用發生。

上述第二篇文章的發表時間比較早，主要是這一樁事件的報導與評論，各位讀者還可以在網路上搜尋到這篇文章。第一篇文章的發表時間比較晚，是這位撰稿的記者Sohrab Ahmari親自赴比利時，登門採訪這一樁事件的苦主莫替爾教授，除了採訪、報導之外，分析與評論的內容也比較詳盡深入，但是大家現在無法在網路上搜尋到這篇文章，不過可以參閱我的文章〈您所不知道的「安樂死」真相〉（已收錄在《生命的永續經營》（中冊）第三三九至三八三頁），內容就是根據Sohrab Ahmari這一篇採訪報導與分析評論而撰寫的。

許醫師將「合法安樂死」想像得太完美了，而現實的情況根本不是如此，套一句現今社會的俗語「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而我要進一步點出的是「理想很夢幻，現實很崩潰！」下周我要就許醫師的認知盲點，對照上述這一樁「安樂死」的濫用事件，再做進一步的解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