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姜錦銘、王學濤、張博令

1970年5月，賈樟柯出生在山西汾陽。父親是語文老師，母親在縣糖業煙酒公司的一個門市部當售貨員，他還有一個大他6歲的姐姐。自稱「汾陽小子」的他，珍視在故鄉的個人經歷，「故鄉是拍不完的。」賈樟柯篤定地說，「無論導演在哪拍，其實都是在拍故鄉。」



上個世紀最後一年在報章寫下《業餘電影時代即將再次到來》的專欄後，新世紀二○○一年的他變身一個「持數位相機的人」，開始「游離式拍攝」，不做預設，即興創作電影。拍攝器材更是五花八門，包括但不限於DV、阿萊五三五攝影機、十六毫米膠片攝影機、5D單反照相機、VR攝影機……

持續拍攝二十二年後，影像積累達一千小時。隨後《風流一代》上映，導演賈樟柯像行為藝術一樣，給這部電影設定了二十二天的上映時間。在他看來，這是對一段時光的告別禮。

二十二天裡，賈樟柯和他的團隊跑了二十一個城市六十七家影城，參加八十四場見面會，和二萬一千七百多位觀眾見面聊天。最終有二十六萬人進影院觀看，票房一千零三十一點二萬元（人民幣）。「感謝觀眾，藝術電影大有作為！」賈樟柯在微博上寫道。

迄今為止，賈樟柯共拍攝二十多部影片。《風流一代》電影的攝影指導余力為在電影初剪後說，「這樣形態的電影對於當下的市場和觀眾來說，是一件冒險的事情」，但賈樟柯拍的每一部電影幾乎都在冒險。冒險也就是實驗，賈樟柯並不畏懼，早在上學期間，他就成立過「青年電影實驗小組」。

電影應該長啥樣

世紀之初，賈樟柯剛過而立之年，他非常享受那種狂歡氣氛。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北京申奧成功，走在街上，到處有人唱歌跳舞，年輕人無所畏懼闖天涯，陌生人也相互問好。「在那樣一個氛圍裡，我就覺得應該去拍一部影片。」

大部分人印象中，一部電影從無到有要經過幾個環節：先有劇本，再找演員，搭景拍攝，剪接成片。賈樟柯形容這樣的電影有一句話：水很奔騰，但實際上還是按水渠在往前走。

這一次，賈樟柯要把水渠去掉，和河流一起自然流淌，至於流到哪裡，他和水流一樣都不知道方向。「我喜歡這種攝影機捕捉到的偶發性和偶然性，就是去感受、去拍攝，去即興創作一些故事。然後在拍攝完之後，剪輯形成一部電影。」

這個大膽的想法，就如同一個懵懂少年，因為看了一部電影就想自己去拍電影一樣不可思議。一九九○年，二十歲的賈樟柯正是因為看了陳凱歌的《黃土地》後，萌生要拍電影的心願。「感到它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種表達方式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可能性：除了視覺、聽覺，還有時間性。」

這也是第五代導演和第六代導演的奇妙相遇。陳凱歌是電影《黃土地》的導演，張藝謀是攝影。兩人後來分別執導的《霸王別姬》、《紅高粱》等電影在諸多國際電影節上大放異彩。

站在人生岔道口

出生在山西汾陽的賈樟柯也被一道光照亮過，在他的印象中，故鄉每天下午都有濃烈的陽光，在沒有遮攔的直射下，將山川小城包裹在溫暖的顏色中。有一天，賈樟柯的父親在現場看一部電影的拍攝。電影叫《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由山西作家馬烽編劇、導演蘇里執導，講一群有志青年劈山引水、建造水電站的故事。賈樟柯回憶道：他們不知道，他們忙碌拍攝的工作現場，會讓旁邊靜默觀看的年輕人激動不已，而父親一遍一遍給我講述這段經歷的時候，他一定也沒有想到，他已經為兒子種下了電影的基因。

高考成績不理想的賈樟柯站在人生的岔道口，他學畫畫，寫小說。最終在迷茫中被電影的那束光擊中，在那裡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場景。賈樟柯立志要拍電影，可是離一部屬於自己的電影有多遠，他不知道，就像黃土地的山梁，山頂可以喊話，而要見面就不知道要走多遠。

在農村生活過、勞動過，中學時「不務正業」，給人家畫影壁，給飯店畫招牌，寄居在城市郊區鐵路邊上，鄰居有進城務工的農民、賣水果的小販、卡車司機……踩著深深淺淺的腳印，他走向電影殿堂。

一九九三年，賈樟柯考上北京電影學院，那時候北三環還沒修好。他看了無數國產電影，沒有一部能夠與他的內心經驗直接對應。「我還是自己拍吧。」他從北京退回原鄉，去尋找那些小鎮小縣城的青年。



歷經風吹浪打，依舊屹立不倒

人人都可以是風流一代

有人問，想像過拍電影到什麼時候嗎？賈樟柯說：無非兩種，一種是拍不動了，一種是厭倦了。就像任何一個行業一樣做久了，有的人不願意做了、離開了，有的人一生熱愛這個事業。

無心插柳進入一個行業，反而愛上這個行業，而且還試圖改變這個行業，或者說，讓這個行業充滿更多可能性。

「真正以老老實實的態度來記錄這個時代變化的影片實在是太少了。」賈樟柯的電影和現實如此接近，真實、直接，有粗糙的質感。這源於他的追求：拍電影要有一定的文獻性。

老歌、廣播、電視、手機、歌舞廳、包宿上網、暖水瓶、磁帶、雜誌、公用電話亭，這是《風流一代》中的時代見證物，小鎮、三峽、礦山、演藝場，則是代表性空間。電影開始，冬日生著煤爐的小屋裡嘻嘻哈哈唱歌的中年婦女，瞬間帶觀眾穿越時空隧道回到本世紀初。

創造自己的海上傳奇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賈樟柯電影《風流一代》在大同告別放映。一位拄著枴杖、步履蹣跚的「小老頭」吸引著大家的視線。他戴著紅色帽子，看上去像生過一場大病，整個活動始末只說了兩句話，話未完已泣不成聲。可是電影的開頭，男主角二十餘年前還是一個陽光帥氣的小伙兒，人稱「大同張國榮」。觀眾也在這部電影中看到幾乎所有賈樟柯電影的影子，看到經歷了起伏跌宕仍有溫情的山河故人，也看到人人都在夢想創造屬於自己的海上傳奇。

賈樟柯喜用長鏡頭，通過緩慢細緻鏡頭的「撫摸」，普通人的面龐一一呈現，如果是在現實生活中，幾乎看不出他們有何特別之處，但當他們出現在大銀幕上時，觀眾得以重新打量他們，思考他們的價值。

「這是本能的選擇。」賈樟柯說，「我在大雜院中長大，有七八戶人家，有工人、農民、教師、軍人、警察。當我成為一個有機會表達和創作作品的人的時候，這是我很難背叛和離開的一群人。」

一群跌倒在浪裡的人

有人說，離開故鄉才能發現故鄉。賈樟柯離開汾陽，到太原，到北京，到海外，離故鄉愈遠，反而更看清楚了故鄉。他總結出一套「差異性寫作」方法：在北京的時候寫故鄉，在故鄉的時候寫北京、上海。

誰是風流一代？賈樟柯這樣解釋片名：所謂「風流」，既是一群弄潮的人，也是一群跌倒在浪裡的人。其實，那些如巧巧般歷經過風吹浪打，依舊堅挺著屹立不倒的人，也是「風流一代」。

每個人都可以是風流一代，每個個體的努力都不白費，歷史的呈現裡有每個人的貢獻。「我想用電影去面對，無論哪一個時代，所有人都要經歷的那些不可回避的艱難時刻。」

賈樟柯少年時總喜歡站在馬路上看人。他說，那些往來奔走的不認識的人，總能給人一種莫名其妙的溫暖的感覺。拍紀錄片因此成為他自然的選擇。「重要的是每當我拍紀錄片的時候，我覺得在身體裡快要消失的正義、勇敢，這樣的精神又回到了我的體內。這讓我覺得每個生命都充滿了尊嚴，也包括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