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二○二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艾塞默魯、強生與羅賓森，評獎委員會指出，三位學者的研究證明了社會制度對一個國家繁榮的重要性，有助於人們理解為什麼法治薄弱、制度化剝削民眾的社會無法帶來經濟增長或改善。

他們研究所得的結論是，民主政治在長期間更能夠締造繁榮。不過他們也承認，中國大陸過去幾十年的經濟表現，對他們的結論構成「一些挑戰」。但他們的主張一直都是，這類極權國家的成長經常都極不穩定。 

當此中國大陸陷入低迷之際，三位經濟學家的得獎，也掀起了一波關於中國經濟能否克服體制局限、走出低谷的爭論。 

三位經濟學家獲獎的理論，可見諸於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於二○一二年合作出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該書認為，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均存在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最佳組合是廣納型政治制度加廣納型經濟制度；最差組合是榨取型政治制度加榨取型經濟制度。

所謂「廣納型制度」，是指社會的政治權力多元分配，法律和秩序得以確立，保障私有產權不受侵害，群眾有機會共享經濟成果，每個人專注於自由生產、投資與創新的經濟活動。

與之相反的「榨取型制度」，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被少數人壟斷，私人產權難獲保障，民間不願儲蓄，也沒動力生產、投資及創新，導致經濟發展難以持續。 

他們斷言，榨取型制度是不會持久的，原因之一，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創新，而創新與「創造性破壞」是分不開的，但創造性破壞同時也會動搖既有的政權，掌權者害怕這種變化，必會扼殺任何創新；原因之二，主導榨取型制度的少數人能夠獲得龐大利益，權力會被各方覬覦，導致政治長期動盪，經濟制度也被波及，無法確保穩定發展。

他們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功增長，是因為它的經濟制度有一根本變化，從榨取制轉向顯著更包容的廣納制，但高度威權、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國經濟的廣納制變得更困難，中國的增長也可能會結束。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他們的看法，新加坡國務資政、前總理李顯龍日前在一場論壇上就表示，中國的經濟發展尚未見頂，看衰中國「極不明智」。 

參照過往歷史，俾斯麥時期的德國和明治維新時的日本，兩國的經濟大幅崛起，都與民主無關。中華民國和韓國在威權統治時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也都還沒有民主化。但不能否認，這四個國家後來都轉型為民主體制，成為經濟能夠持續發展的基礎。 

中國大陸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奇蹟，的確可以歸因於經濟制度的部分轉型，但由於政治體制依然保持極權和榨取性，尤其近年來在國安凌駕一切下，官員可以隨意改變既有法律和肆意分配資源，使得民企、外企乃至民眾都缺乏安全感。這是大陸亟待克服的體制局限，也是經濟能否走出低谷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