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二○二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艾塞默魯、強生與羅賓森,評獎委員會指出,三位學者的研究證明了社會制度對一個國家繁榮的重要性,有助於人們理解為什麼法治薄弱、制度化剝削民眾的社會無法帶來經濟增長或改善。
他們研究所得的結論是,民主政治在長期間更能夠締造繁榮。不過他們也承認,中國大陸過去幾十年的經濟表現,對他們的結論構成「一些挑戰」。但他們的主張一直都是,這類極權國家的成長經常都極不穩定。
當此中國大陸陷入低迷之際,三位經濟學家的得獎,也掀起了一波關於中國經濟能否克服體制局限、走出低谷的爭論。
三位經濟學家獲獎的理論,可見諸於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於二○一二年合作出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該書認為,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均存在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最佳組合是廣納型政治制度加廣納型經濟制度;最差組合是榨取型政治制度加榨取型經濟制度。
所謂「廣納型制度」,是指社會的政治權力多元分配,法律和秩序得以確立,保障私有產權不受侵害,群眾有機會共享經濟成果,每個人專注於自由生產、投資與創新的經濟活動。
與之相反的「榨取型制度」,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被少數人壟斷,私人產權難獲保障,民間不願儲蓄,也沒動力生產、投資及創新,導致經濟發展難以持續。
他們斷言,榨取型制度是不會持久的,原因之一,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創新,而創新與「創造性破壞」是分不開的,但創造性破壞同時也會動搖既有的政權,掌權者害怕這種變化,必會扼殺任何創新;原因之二,主導榨取型制度的少數人能夠獲得龐大利益,權力會被各方覬覦,導致政治長期動盪,經濟制度也被波及,無法確保穩定發展。
他們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功增長,是因為它的經濟制度有一根本變化,從榨取制轉向顯著更包容的廣納制,但高度威權、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國經濟的廣納制變得更困難,中國的增長也可能會結束。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他們的看法,新加坡國務資政、前總理李顯龍日前在一場論壇上就表示,中國的經濟發展尚未見頂,看衰中國「極不明智」。
參照過往歷史,俾斯麥時期的德國和明治維新時的日本,兩國的經濟大幅崛起,都與民主無關。中華民國和韓國在威權統治時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也都還沒有民主化。但不能否認,這四個國家後來都轉型為民主體制,成為經濟能夠持續發展的基礎。
中國大陸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奇蹟,的確可以歸因於經濟制度的部分轉型,但由於政治體制依然保持極權和榨取性,尤其近年來在國安凌駕一切下,官員可以隨意改變既有法律和肆意分配資源,使得民企、外企乃至民眾都缺乏安全感。這是大陸亟待克服的體制局限,也是經濟能否走出低谷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