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淑儀

結束旅行總會帶來哀傷與時光飛逝……諸如種種，都讓你以全新眼光審視自己……

——奈吉爾．巴利

「結束旅行回來的人絕不會是當初出發時的同一個人。」

——《旅行的意義》



就像看了一齣趣味橫生的喜劇，它生動地讓人如臨現場，但又能舒適無憂地感受異民族帶來的文化衝擊。這似乎是《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重返多瓦悠蘭》能夠認人回味無窮、甚至再版的最大原因。

作者奈吉爾．巴利（Nigel Barley）以幽默輕鬆的口吻，記述了人類學家做田野調查的詳實歷程，不同於研究論文的嚴謹工整，反透露出以一個西方人的身分和非洲原始民族文化相遇、磨合種種，可想像與不可想像的經驗。對讀者來說，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生命經驗相隔太遠，更重要的是，透過奈吉爾．巴利的筆，我們彷彿能置身多瓦悠蘭，歷經一場多元的異文化冒險，無論是咬著洋芋片，像多瓦悠人一樣對他的自嘲哈哈大笑，或者進一步思考，對於出國如逛百貨公司的當代人而言，旅行的意義是否還依舊重要呢？

堪比《愛麗絲夢遊仙境》

絕大部分人應該都跟我類似，閱讀此書的目的，不在於檢視人類學家對於原始民族的觀察，事實上作者似乎也不太想要提供這樣專擅的視角。他雖然是全知的敘述者，卻常常化身為「無知的外國人」，轉身把多瓦悠人的文化編織成參照標準，而他是那個闖入正常世界的外地人：讓人感覺趣味的不是多瓦悠人對文明的天真；真正讓人哈哈大笑的是「我們的白人」的行為舉止。

「每當我用破爛的富來尼語和他說話，娛樂效果更佳，好像唱雙簧一樣。」

「直到今日，我深信我對多瓦悠人的最大價值在『新奇』。……人們喜歡我，因為我有娛樂價值。……或許我又會鬧笑話。我是永不枯竭的話題來源。」

奈吉爾．巴利用這樣的方式帶出了一個很不一樣的觀看框架，包括他人和自己。「獵奇」的角度依然存在，但我們說不出是誰獵奇誰，似乎是作者和多瓦悠人協力共同演出了一場認真搞笑的紀錄片。從冗長的官僚作風到孔里的部族；從平地到山地的多瓦悠人，就像是截掉諷刺部分的《格列弗遊記》；從各種祭典的觀察、巫師與酋長的紀錄，男人與女人的社會分野，則又像是難以想像的奇幻故事。要不是還有部分人類學家自省與思考議題的成分，我真的會認為這是一本大部頭的奇幻故事，堪比《愛麗絲夢遊仙境》。

但正是這些對於人類學家立場的反思，讓我們對於人類的相遇有了更深的共鳴。他觀察想賺觀光客錢當地小販的情況，戲謔地稱他們是「極富魅力的紳士」，也觀察到不與當地人接觸的外交人員，還矯正了人類學家對於傳教士是「猖獗的文化帝國主義者」的偏見，然而，更多的是自省成為「非洲文化的寄生蟲」的人類學者身分，時時提醒自己不過是一個「毫無害處的書呆子」，首要倫理是「不直接干預觀察對象」。

真實面對自己的處境

我們之所以能讀到這樣文情並茂、生動詳實的田野日常故事，似乎都要歸功於作者奈吉爾．巴利貫徹始終的「弱者」姿態。

也因此，我覺得這本書為跨世代讀者真正揭示的，其實是在人類學田野調查之外的弦外之音，首當其衝或許是旅行的要義，也就是深入異地時，面對異文化的姿態。

雖然說奈吉爾．巴利因為是英國人，以英式幽默的寫作口吻似乎極其自然。卻讓我很深刻地感受到，卻是因為這份自甘「弱者」的自嘲，反而讓全然衝擊感官的異文化經驗，在通過自身時，有了允許與接納的可能性。在提及搜集田野資料的困難與挫折時，奈吉爾．巴利非常真實地面對自己的處境，而不是訴諸發言的權力，他認為當地人不可能把不同文化的外地人，全然當成自己人看待。即使再深入相處，頂多也只是當成一個「無害的笨蛋」，而存在的價值就是為他們「帶來某些好處」。

自嘲的口吻或許帶來閱讀上的歡樂，但這份謙卑與自省的深刻自覺，或許也應該成為人們的警惕。當我們成為旅行者行走在異地的街道上時，我們只是那種拿著手機不斷獵奇的優勢詮釋者，還是是認清自己「無害的笨蛋」的那種徹底開放感官、敏感脆弱的旅行者呢？

如果我們也認同旅行不只是外在的探索，同時也是自我內在的深刻探索，那麼無論是一趟多麼簡單的旅行，是不是都不要輕易捨棄那些可建立新迴路、讓舊感覺瓦解的地方？所謂「天真」，不就是這樣嗎？固然誠實可欺，但也夠誠懇、無害於異地。旅行者真正能帶回家鄉的不是伴手禮，而是全新發現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