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美國一部二十六年前的老電影《全民公敵》，描述美國「老大哥」國安局追蹤監控人民的能力，更強調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留下的「足跡」被拿來利用的嚴重與可怕。如今，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已離不開智慧型手機，數位資訊讓民眾生活被一覽無遺，連政治傾向都被掌握，人權與隱私幾成空談。

民進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王義川日前在電視政論節目上，暢談五月二十四日在台北市青島東路立法院前「反國會改革」的街頭活動，自爆「透過手機訊號」，分別對比了幾場大型政治活動的參與群眾，包括：一月十二日總統大選前的「選前之夜」、五月十九日民眾黨「小草」在民進黨總部前封街抗議。他說，五月二十四日立法院前的「青鳥行動」，「有些是小草、有些是太陽花的，占了整個活動的六成」，「但這些人跟五一九的小草是不同人」。

王義川這番話，引起社會譁然，更讓公眾質疑執政黨利用數位科技侵犯人權。因為他證實了民眾參與所有大型活動，不論是政治性、公益性或商業性、娛樂性的，都有機構透過人人都有的手機在蒐集與分析民眾的「足跡」。台北地檢署已主動偵辦，指派檢察官調查王義川是否涉及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王義川辯稱，民進黨是透過電信業者的「手機信令」大數據分析得到的資料。的確，電信公司會透過手機行動定位服務來推估活動人流，並提供主辦單位參考，方便地方政府做交通安排，Google Map也會產生類似數據；這些數位資訊與分析，早已被掌握的數據業者拿來做為各種商業化與非商業化的販賣運用。

但是，手機信令透過民眾手機定位蒐集群體個資，必須做到去識別化，除了掌握年齡、性別外，其他個資都不能留存。民進黨黨部究竟是如何進一步知道五二四「青鳥」和五一九「小草」是不同的人？既要去識別化的清洗個資，原則上以往的「足跡」都不會被記錄留存，但為什麼民進黨能逐一做各種比對？到底是電信業者商業販售的大數據資料「去識別化」不夠仔細？還是執政黨透過國安單位或警方索求了更具體的資料？這些都有必要進一步釐清。

在電信業者與客戶簽訂契約時，必須經由客戶同意授權，才能收集一定範圍內的資訊；即使業者要進行收集目的以外的資訊加以利用時，也必須符合《個資法》，獲得當事人的同意或是出於緊急狀態。如今若真是電信業者販售民眾生活足跡，是否違反當事人意願與《個資法》？也需要法律面進一步檢討。

數位科技快速發展改變了全民生活型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二○二一年會議就宣示「人們於現實中所擁有之權利，於線上必須同受保護」，還發布十項數位指引，包括網際網路監控及資訊攔截、保護人民免受非法或不必要之監視，避免政治濫權損害民眾人權。

以前的民進黨在多年努力下，衝破了國民黨威權時代的白色監控；如今從執政黨的高層黨工王義川的言談中，民眾才恍然大悟：我們的個資不僅是對詐騙集團有興趣，原來政治監控的「老大哥」一直都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