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香華（作家、柏楊先生遺孀）

被稱為「宗教家」、「教育家」、「慈善家」……他頂著這些光環，我卻直接稱他為朋友，其他的人會覺得我不自量力，或者自我膨脹，我卻以為「朋友」是中國倫理重要的五倫之一。

稱得上朋友的人都是用心培植、至尊摯愛的人，不一定記得年、月、日結交的日期，卻永遠記得感人的事蹟。

拜見星雲大師是在柏楊出獄之後。每每聽到柏楊訴說他繫獄之後，總有一個由英國法律界人士發起、來自倫敦的體制外民間團體「國際特赦組織」專門從事外國的政治犯營救工作。柏楊就是被營救者之一。

柏楊本人和他們沒有任何關聯，不是英國人，也不是英國殖民的人民，卻得到他們持續的關注；他們不斷寫信給台灣政府和新聞局，造成不小的壓力……

柏楊出獄之後，生活安定下來開始翻譯《資治通鑑》。有一天有兩個外國人來訪，聲明是來自「國際特赦組織」，他們認為台灣可以開始傳播人權理念，希望能開始發展「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徵求柏楊的意願，柏楊一口答應。事實上，柏楊忙著《通鑑》的翻譯，根本抽不出時間來，我在一旁怯怯地問：「我可不可以替他參加？」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當然可以啊！」

就這樣，我開始了「台灣國際特赦組織第二組的組長」展開工作：招募會員、籌款、辦展覽……「國際特赦組織」辦活動需要場地、經費……我第一個就想到星雲大師，希望以他開闊的眼界，看看能否破除台灣社會一般人的顧忌。大師明白了「國際特赦組織」的宗旨，慷慨地提供場地、捐款……



我不是信徒，但和星雲大師相談，只見他笑口常開、和顏悅色，我也就把他當作長輩知己，絮絮叨叨和他閒話家常，這是我和星雲大師交往的經過。辦活動之外，佛光山提供了很多的幫助，也從不干涉我們活動的內容。

有一年過年，大師邀我跟柏楊到高雄佛光山過年，柏楊上台致詞時，下面的信眾根本搞不清楚柏楊是誰？講的是什麼？信眾們一面用餐一面聊天，一團歡喜，我在前排急得滿頭大汗，一面打手勢叫他結束談話，星雲大師則是站在一旁開懷地笑著，他滿臉的溫馨，寬容又和善。

大師年事高了，我也離開了「國際特赦組織」，我自己也老了，沒有機會再和大師見面，像所有的朋友一樣；我懷念大師的友情，想起他的圓寂，他不記掛自己有多少舍利子，只記掛要散財於大眾。我像送別一位朋友，懷念他的過往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