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幽靈，仍然以不同方式，或深或淺纏繞在現代中國知識人身上。

士、農、工、商，是古代中國對平民職業的基本分工，但次序也有爭議。《春秋穀梁傳》謂「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其次序是「士商農工」，但《荀子．王制篇》的四民，其次序是「農士工商」。也許排名不分先後，不管是「士商農工」或是「農士工商」，其排列次序並不表示社會地位高低。直至《管子》一書，才有「士農工商」的說法，並指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士農工商」是「國之石」，即國家的基石。其中「士」這個階層，《說文解字》釋「士」，謂「士，事也」，意思是處事有才能的人。而在古代，「士」是官名，天子諸侯都設有「士」，例如周代便有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到春秋和戰國時期，「士」是指在學術上有獨立見解者，可以從事不同行業，做君主的老師或臣子，也可以帶兵或經商，以至是個著書立說的自由職業者。

若從「士」這個字的字形來看，是指把頭髮梳起的人，上面用一根棍子或杆，把頭髮串起，稱為「士」，其本意指未婚的成年男子。古代男子要到二十歲，才這樣梳頭髮，並且戴上帽子，稱為「冠禮」，也就是成人了，可以有社交活動。

不過，在周代、秦代和漢代，只有貴族男子才能戴冠，平民則戴頭巾，可見「士」只限於貴族的成年男子。貴族又分四等，一等是天子，二等是諸侯，三等是大夫，四等才輪到「士」。前三等其帽子可以加冕，是頂禮帽，前後垂著珠串，有冠冕方是「冠冕堂皇」；而「士」則是有冠無冕，是無冕之王。

曾幾何時，中國古代的「士」，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間人才，猶如近代所說的「知識分子」。「士」的涵義越來越廣，像前述的「下士」，不是官名，而是最差一等的人；而「上士」是道德高尚的人，到佛教傳入中國，「上士」又變成菩薩。

「士」又有多種，「逸士」或「隱士」是隱居者；「智士」足智多謀；「俠士」行俠仗義；「志士」有遠大志向；「義士」救困扶危；「修士」操行高潔；「壯士」是勇士；「處士」或「居士」德才兼備而不願作官；「寒士」貧苦而又門第低微；「碩士」賢能博學；「學士」是官名又指在學之士；「博士」是官名又指通曉古今；而「畫士」則是從事繪畫。

一般而言，古代的「士」往往出身寒微，也有些是沒落的貴族，憑其一技之長，依附貴族，為貴族服務。到孔子時，開始為「士」樹立標準，在孔子口中的「士」，與他所說的「君子」的概念差不多，「士」要嚴於律己，忠君愛國。

《論語》談「士」的警句很多，比較著名如〈里仁篇〉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如《論語．泰伯篇》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中國總理溫家寶，也曾以曾子這句話的前半部，諄諄告誡香港特首曾蔭權。

另外，《論語．子路》篇載子貢問孔子：「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即怎樣才可以稱為「士」？孔子答道：「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意思是說，做事要有羞恥之心，出使外國能好好完成國君使命。

子貢又問次一等的「士」，孔子說：「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意思是說，得宗族中人稱讚他孝順父母，鄉里人稱讚他尊敬兄長。子貢又問再次一等的，孔子答道：「言必信，行必果」，說話要算數，做事要果斷堅決。

雖然「言必信，行必果」，也是「士」的品質，但孔子其實只是將這種品質列為第三等，他後面還加上評語：「硜硜然小人哉」，指「言必信，行必果」可能會變成淺薄固執的小人。

講信用雖然重要，孔子也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可是若對敵人也講信用，就過於拘泥不知變通而流於書呆子氣。所以《孟子．離婁下》便指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一切以「義」來衡量，只要能合乎「義」，也就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要視乎實際情況，通權達變，才是第一流的「士」。

中國傳統的「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隨著科舉制度湮沒，在現代社會結構已經消失，但「士」的幽靈，仍然以不同方式，或深或淺纏繞在現代中國知識人身上。雖然「士」與今日的知識分子不是等價名詞，「知識分子」涵義很廣，很多技術人才都是知識分子，可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願承擔社會責任的知識分子，與傳統的「士」，仍有一脈相承的內涵，那就是明理向善，有使命擔當和悲憫情懷，自我期許，關懷世事，以天下為己任。 （讀者文摘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