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 王迎軍 選擇科學研究 從未後悔過

文/記者馬曉澄、扈永順 |2022.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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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迎軍在實驗室工作。圖/新華社
中國工程院院士 王迎軍 選擇科學研究 從未後悔過 圖/新華社
王迎軍和科研團隊交流。圖/新華社
王迎軍在實驗室,經常忙到一天只吃一頓飯。圖/新華社

文/記者馬曉澄、扈永順

王迎軍是生物材料研究與工程化專家,華南理工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亞太材料科學院院士,國際生物材料科學與工程院終身榮譽會員。從1980年代中期的一個人和一間10幾平方米實驗室,到現在2萬多平方米的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300多人的研發團隊,過去40年來,她在骨、齒和血液淨化材料等研究方面取得多項原創性成果。



王迎軍慶幸自己的選擇,她說:「科學研究就是去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如果沒有創新精神,就做不出創新的成果。創新不是浮躁,不是走捷徑,更不能急功近利。你必須沉下心來坐得住冷板凳,不能想著今天出一篇文章,明天評一個職稱,後天拿個獎,大後天要去當院士。科學的工作,必須科學地去做。」

王迎軍的辦公室,書架上擺滿了關於生物材料、骨組織修復等類的書籍,但一些榮譽證書卻被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教育部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新世紀巾幗發明家創新獎……

王迎軍是生物材料研究與工程化專家,華南理工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亞太材料科學院院士,國際生物材料科學與工程院終身榮譽會員。

取得多項原創性成果

從一九八○年代中期的一個人和一間十幾平方米實驗室,到現在二萬多平方米的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三百多人的研發團隊,王迎軍喜歡做的,還是深耕在生物材料、醫療器械領域,踐行「要做中國人自己的生物材料」的初心。

過去四十年來,她在骨、齒和血液淨化材料等研究方面取得多項原創性成果:提出了骨再生修復材料類骨仿生構建創新理念、建立生物適配理論,發明了骨再生修復材料仿生構建系列技術,並實現了工程化。她發明的個性化精準修復成套技術應用於臨床,降低了手術難度,提高了修復精準度,使很多複雜病症得到治療。

王迎軍在二○一五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而她更為人熟知的身分是曾擔任華南理工大學校長。七年間,她帶領這所具有理工特色的大陸重點大學創建了醫學院、開辦了擁有十多個學科交叉融合學院的國際校區,大大提升了學校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如今,花甲之年的她,又帶領團隊承接了大陸國家四部委生物材料創新合作平台唯一的成果轉化示範基地︱︱新型生物材料與高端醫療器械廣東研究院的建設,致力於高端醫療器械、裝備的成果轉化,推動大陸形成高端醫療器械產業集群,讓中國人用上自己研發的高端醫療器械,並占領國際市場。

把科研當樂趣和習慣

王迎軍的科學研究成果豐富,也產生了很大的社會效益。她說,其實很多人並不是一開始就認準了後來從事的研究方向。她進入這個領域也是偶然在圖書館讀了一篇有關生物活性材料的論文。

一九八○年代,中國大陸做生物活性材料研究的學者非常少。王迎軍跟著導師申請到一個生物活性材料的國家基金項目,導師退休後她繼續完成剩下的研究工作。

當時的實驗條件很簡陋,更沒有團隊。王迎軍經常一進實驗室就忘記出來,一天只吃一頓飯更是常態,有時實驗做不完就在實驗室湊合一晚上,做科研成了一種樂趣和習慣。那時生活條件差,廣州夏天熱,宿舍沒有風扇,王迎軍甚至把水潑在涼席上睡覺,每天仍是興致勃勃地去圖書館搶座位、查資料。

「一旦進入這個領域就完全不能自拔,好像有一種力量在推著你克服困難,全身心奉獻,搞科研應該要有這樣一種精神。現在我們的年輕人一代更比一代強,但上一輩人的奮鬥精神、信仰和理念,是需要傳承下去的,這對國家和個人的發展都非常重要。」王迎軍說。



人工智能、大數據、3D列印 最難的是堅持創新

從事生物材料研究與工程化工作四十多年的王迎軍,目前的研究成果在中國和歐盟四百多家醫院、三十餘萬病人臨床應用,讓很多患者不但保住生命,而且保住肢體,能夠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同時,王迎軍和團隊發明的個性化精準修復成套技術,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數據、3D列印等先進技術,應用於臨床,降低手術難度,提高修復精準度,使很多複雜難治病症得到治療,提高了病患的生活品質。她說,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到臨床上,造福人類,這是作為一個科研工作者最高興的事。

「生物材料涉及的內涵和領域豐富,是名副其實的多學科交叉研究領域。初做生物材料研究時,每當有一個突破,都會覺得很了不起,感覺自己掌握的東西愈來愈多。但真正到了被人認可的時候,反而覺得不懂的東西愈來愈多。」王迎軍說。

她表示,生物材料科學的發展與人工智能、大數據、3D列印、生物學、生命科學等學科技術互為支撐。最難的是堅持創新,每天都要向自己不熟悉的領域進軍。

「做科研過程中會碰到很多困難和問題。有些關鍵的決定,很多是在一念之間,反映了自己內心真正想要的是什麼。」王迎軍說。

做研究難產業化更難

一九八○年代初,王迎軍的生活條件還不是很好,住房只有十幾平方米,家人來了都發愁。那時,廣東正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她的學生畢業出去後的待遇,比在學校當老師要好得多。老師每月的工資只有幾十塊錢,而學生畢業後每月已經能掙到上千元,住房也是一百多平方米,反差非常大。

「當時外面的誘惑很大,不少企業動員我去任職。想來想去,我覺得自己更願意做科學研究工作。既然選擇了科研,我沒有後悔過,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還是願意去堅持。」王迎軍說。

她很慶幸選擇了這個研究方向。「雖然做研究難,產業化更難,但它有著太多想讓人不斷去探索的誘惑。當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能讓那麼多老人、病人獲益,過上健康的生活,這比發多少篇高水平的論文都更有意義。」

疫情期間,生物材料和多種醫療器械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王迎軍說:「時代向我們提出了新的刻不容緩的要求,我們別無選擇。我的夢想就是讓中國人用上我們自己的、世界領先的生物材料產品。」

做最好最成功的自己

談到女性科研工作者,王迎軍覺得,女性有自己的優勢和特點。她身邊的女同事工作細心、踏實,會把每件事情做到極致。

「作為女性,除了承擔母親和妻子的角色,我們也有自己的事業和夢想。」她說:「我們絕不能因為自己是女性就放鬆要求。只要付出時間和精力,堅持努力,就能做最好、最成功的自己。」

二○一八年十月卸下校長職務後,王迎軍大大鬆了一口氣,覺得可以全力以赴搞科研了。「但實際上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工作,發揮院士力量,為政府的決策提供建議和諮詢意見,為大灣區未來的發展全力以赴。」

科普同樣是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她說,做科普不容易,可能比做研究還難。

因為科學家知道如何跟同行溝通、跟自己的研究生溝通。但跟中小學生講就不一樣了。

儘管要花費很多精力,但她也慢慢發現,科普意義非凡。「在中小學生人生關鍵節點的選擇上,你說的一句話、給出的一個中肯建議,可能會對他們一生都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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