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這種罪過會一輩子不安。新聞記者的筆，利如刀鋒，稍有不慎就會「致人於死地」，這可不是危言聳聽。

台灣最早的毀容案，應是發生在彰化，由於當事人身分特殊，發生毀容案的新聞相當轟動，記者報導內容相當詳盡，連用什麼化學藥品都寫得清清楚楚，結果後人「照學」，以後接連發生類似案子；轟動一時的張昌年分屍案，記者也巨細無遺的描述，之後也發生類似案子；自殺事件不斷發生，記者清楚的寫出用什麼方式自殺，結果不少人依樣畫葫蘆，照著做。

白曉燕被綁架案，陳進興勒索巨額贖金，新聞發展各家媒體相當重視，派出大隊人馬日夜守候在被害人家附近，深怕漏新聞。照不成文的約定，人質未救出前，消息不見報，這點似乎都「遵守」。但是，辦案人員到那裡，記者就追到那裡。大陣勢出動，一如通報歹徒，歹徒看情勢不對殺了人質。白曉燕的死，媒體多少要負點責任。

金融消息的敏感度，不亞於綁架案。例如一家銀行發生弊案，媒體加以報導，小小案件因記者的擴大報導，可能演變成擠兌，嚴重時會整垮這家銀行。一名記者就曾擴大報導東部一家農會新聞，被告上法院，結果報社賠了三千多萬（當時公務員月薪只一千多元），可見事態之嚴重。

當然，命案的發生，不是記者唆使，但是記者難道不是「教」他們如何犯案？這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也因媒體的影響力大，一件新聞的報導，它不一定能讓人升官，但負面新聞，可能讓人一輩子翻不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