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基金會召開了一項以「面對公與義—台灣的社會發展與變遷」為題的座談會，會中多數學者對當代知識分子未能發揮社會責任，語多不滿。他們認為台灣知識分子對目前政局及社會亂象不應保持沉默，理應有所深思與討論。

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究應扮演何種角色，自古以來即有兩種不同的聲音：一是主張做一個烏鴉，要為社會鳴不平，不畏懼、不阿諛，即所謂的諤諤之士；一是主張做一個忠狗，輔佐當權者去推行德政，利用權力為百姓謀求福祉。他們不贊成逆勢操作，以免牴觸上意，不僅傷及自身，亦對國家社會無益。這兩種觀點，均屬有理，亦均對國家與社會有正面的影響。問題是歷代知識分子中都充斥著厚顏攀附之輩，對權力的戀棧有甚於政客，不惜自侮邀寵只為求一官半職，知識分子的風骨蕩然無存。

傳統稱知識分子為「士」，對士的要求頗高，孔子說，「士不可不弘毅」，不僅要求他們有見識、有學問，亦要求他們有品格、有擔當。雖然歷代的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都有「反智」的傾向，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明太祖的「廷杖」，及清代雍乾朝的文字大獄等，都是想以威權的方式，封住知識分子的逆耳之言；但另一方面卻又對「士」的精神不敢作直接的挑戰。

台灣近半個世紀來的發展，都是以和諧、開放為主軸，雖然在威權統治時代，知識分子噤不敢言者有之，拍馬奉承者有之，為統治者抹粉塗脂者有之，但畢竟無恥之徒仍屬少數，他們在政治上或可翻雲覆雨，但在社會的深層結構中影響甚微。主要關鍵在於社會進步甚速，這一批「侍從之士」很容易被時代的浪潮淘汰，對社會也少有左右之力，所以和諧進取的主軸，仍能不斷轉動，不斷前進。

台灣進入民主化後，發展主軸丕變，和諧變成了對立，開放變成了封閉。有族群的對立，有統獨的對立，有南北的對立，有貧富的對立，和諧云云已破壞殆盡。此時的知識分子，並不是看不清楚政治與社會的板塊移動，反而隨著這種移動而選邊靠攏，造成更大的分裂危機。更可悲的是，知識分子為了政治利益，完全不顧一己的尊嚴，用不堪的言辭作指鹿為馬的論證。孟子說：「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輸誠阿諛就是奪志，奪帥無能，奪志輕而易舉，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已不復見。

台灣的當朝政治人物，目前正帶領社會陷於「反中」的狂潮之中，而反中的深層動機就是反中國文化所衍生的各種價值觀。但中國文化中的價值觀是重視和諧與進取，對人的正面肯定乃是清廉、謙敬、正直、公義等「善」的一面。台灣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文化維新」，維新不是拋棄舊傳統，而是要吸取菁華、拋棄渣滓。今天的知識分子，其責任便是要對社會盡一分「揚善棄惡」之力，挽救社會分裂的危機。應該揚棄「政治正確」的立場、「戀棧權位」與「護主心切」的醜態，站到社會公義這一邊來，盡一分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

（五之二）